《蒲津晚渡》
元·陳庾
中條山色照黃河,
競渡行人晚更多。
城上危樓倚霄漢,
憑欄有客正悲歌。
運城市永濟市,古稱蒲州,傳說中是舜都所在,地當(dāng)秦晉要沖。如果王朝定都在長安(西安),那么地位就會更加重要。秦漢設(shè)河?xùn)|郡,永濟為其治所,為河?xùn)|重鎮(zhèn)。
到了唐朝,改河?xùn)|郡為蒲州,其治仍在今天永濟。唐玄宗時,短暫地以蒲州為帝國中都,與北都晉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并列。后來,中都稱號雖已不在,但又升為河中府,是帝國十府之一,亦可見其尊崇。唐玄宗有一次東巡,從蒲州登船過河返回長安,興致勃勃作了一首詩,詩中如此形容蒲州:鐘鼓巖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地險關(guān)逾壯,天平鎮(zhèn)尚雄……跟前隨扈的大臣紛紛“奉和圣制”,大談蒲州原先是軍鎮(zhèn),兵火不斷,在偉大皇帝的統(tǒng)治下,成為安居的樂土。
從蒲州去秦隴,要過黃河,所以就有了蒲津渡。唐朝以前,此處便有浮橋,竹木所制。唐朝開元年間,正值盛世,國力發(fā)展至頂峰,為緊密帝國與東部的聯(lián)系,在兵部尚書張說的主持下,舉全國之力,用了全年鐵產(chǎn)量的五分之四,對原浮橋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改建,改木樁為鐵牛,易笮索為鐵鏈,以船連接,使之成為一座鐵索浮橋。從此,秦晉往來,橫跨黃河,如履平地。
唐之后,王朝的國都在開封、在北京,只有落日的余暉照耀在長安舊日的宮殿,而蒲州的地位也隨之下降。當(dāng)時向首都運送物資,主要依靠運河漕運,于是蒲津浮橋也就沒那么重要,也沒那么忙碌了。金元戰(zhàn)火之際,浮橋被毀,自此不復(fù)見于人世。
上世紀80年代末,考古人員在蒲津渡遺址,發(fā)掘出來四組固定浮橋鐵索的鐵人、鐵牛、鐵山(可惜河對面的沉積在泥沙中,不見天日)。四尊大鐵牛高1.5米,長3.3米,加上下面的底盤和鐵柱,各重約70噸,是我國發(fā)現(xiàn)的歷史最早、體積最大、分量最重、數(shù)量最多、工藝最精的渡口鐵牛,是中古時期鑄造工藝的巔峰之作。
想當(dāng)年,唐玄宗從蒲州回長安時,鐵浮橋尚未面世。而當(dāng)金元之際的詩人陳庾寫這首詩時,浮橋已經(jīng)被毀。
陳庾出生在金朝,今臨汾人。他出生時,臨汾劃歸金國,被完顏家統(tǒng)治,他沒有經(jīng)歷過大宋的繁華,于是認金為母國。儒生嘛,就是這樣,異族的主子也好過沒有主子,更何況,當(dāng)時士人普遍修正后的觀點是,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能行中國之道,則為中國之主。所以,金被蒙古人滅后,陳庾自視為金的遺民。
遺民,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群體。那些在新王朝建立后,自命氣節(jié),與新王朝非暴力不合作的士人,就被稱為遺民,即前朝孑遺之民(當(dāng)然,“遺”上幾年再出仕也是可以的)。遺民的詩,以黍離之悲、故國之思為主基調(diào)。
現(xiàn)在估計,陳庾是見過鐵浮橋的。但后來金元易代,為避亂世,就隱居在山中。再出來的時候,已經(jīng)是大元朝了。當(dāng)他登上蒲州城樓遠眺,黃河依然滾滾東流,但河上連接秦晉的浮橋卻已經(jīng)消失不見,只剩下幾個鐵人,幾座鐵牛,還盡忠職守地站在河邊,拉著并不存在的鐵鏈,拽著并不存在的浮橋。
這是多么有象征意義的一幅場景啊。陳庾想把自己比作鐵牛,保持著崇高的氣節(jié),為已并不存在的王朝盡忠,然后在想象中得到道德的圓滿感。
可是,陳庾不能也不敢這么去寫詩。那既會讓自己陷入危險的境地,同時,也過于直白,為方家不取。
還是這樣寫好:中條山色照黃河,競渡行人晚更多。城上危樓倚霄漢,憑欄有客正悲歌。
悲歌,因何悲又唱何歌?一切盡在不言中。
事實上,我們現(xiàn)在再參觀遺址的時候,也總會涌起類似的情感。歷史的長河一刻不停歇,一切的一切……都被沖向不可知的遠方,只剩下些斷章殘簡、斷磚爛瓦,讓我們追憶舊日的繁華舊夢。
無奈、惋惜、遺憾以及些許的驚嘆。
李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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