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傳奇與唐詩并稱為“一代之奇”
，其光彩照亮了唐代文學史
，也照亮了中國小說史
。
從傳記到傳奇，唐人傳奇如何化繭成蝶
？它在精神氣質(zhì)和藝術(shù)風貌上與傳記有什么不同？這些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
《陳文新講唐人傳奇》，陳文新著
，東方出版中心2021年5月版。
一、唐人傳奇源出于史家傳、記而又不同于史家傳、記
“傳奇”一名的外延比較復(fù)雜
。本文所講的“傳奇”，僅指文言小說中的一個體類
。
關(guān)于唐人傳奇的文體淵源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曾說：“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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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一觀點得到不少研究者認同，如王運熙《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guān)系》（《光明日報》1957年11月10日《文學遺產(chǎn)》版）就說：“唐傳奇的文體是在漢魏六朝志怪小說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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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世紀80年代以降，諸多學者陸續(xù)提出了新的看法
。如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認為
，唐傳奇、尤其是單篇傳奇文，其“興起的一個真正前提”是前代的“歷史傳記小說和準歷史傳記小說”
；孫遜
、潘建國、熊明等將唐人傳奇的文體淵源追溯到漢魏六朝的雜傳雜記類作品
；吳志達《唐人傳奇》
、李宗為《唐人傳奇》等則認為唐人傳奇淵源于志怪、史傳
、民間說話等多種文體
。
其中，孫遜
、潘建國合著的《唐傳奇文體考辨》（《文學遺產(chǎn)》1999年第6期）一文
，是“唐人傳奇源出于傳記”之論的集中表達：
一，從語義
、分類角度來看
，“目前我們所謂的‘志怪小說’，乃是以題材為標準的分類名稱
；所謂‘傳奇小說’
，則是以文體為標準的分類名稱，從邏輯學的角度看
，它們分屬兩個內(nèi)涵不同
、外延交錯的概念?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本臀捏w而言
，傳奇小說大體以傳、記為名
，清楚顯示了它與傳
、記的承繼關(guān)系。
文光?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尽短綇V記》
二
，從目錄學的劃分來看，唐人傳奇也一向被視為傳
、記類作品
，《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通志·藝文略》等都是這樣歸類的。宋人所編纂的總集
，如《太平廣記》卷四八四到四九二為“雜傳記”
，其中收入了13篇唐人傳奇，且都冠以“傳”和“記”之名
。
稍后的《文苑英華》卷七九二到七九六題為“傳”類
，其中收入了《長恨歌傳》《馮燕傳》這樣的傳奇小說。孫、潘就宋人的歸類解釋說：“一方面?zhèn)髌媾c人物雜傳的文體聯(lián)系非常緊密
，而另一方面
，傳奇在雜傳的基礎(chǔ)上又注入了新的文學因素，即小說的因素
，顯示出十分強烈的小說特征
，無論將其歸入‘雜傳記’還是‘小說’，都有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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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稳嗽诳傮w上仍然傾向于將傳奇作品歸入‘傳記’類，這說明文體淵源關(guān)系
，乃是當時確立傳奇作品歸類標準的最重要因素
。”
其結(jié)論是：“傳奇就是繼承人物雜傳的文體傳統(tǒng)
，結(jié)合唐代其它文化
、文學因素而誕生的一種新文體，傳奇和人物雜傳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文體淵源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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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潘的這篇論文
，對唐人傳奇的文體特征容或有說得不夠透徹之處
，但關(guān)于唐人傳奇源出于傳記的論述，則說得比較到位
。
盛氏刊本《閱微草堂筆記》
清代的紀昀在批評《聊齋志異》“一書而兼二體”時曾說：“劉敬叔《異苑》
、陶潛《續(xù)搜神記》，小說類也
；《飛燕外傳》《會真記》
，傳記類也?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保ㄒ娛r彥：《姑妄聽之·跋》）
紀昀所謂“小說”，指的是子部小說
，包括我們說的志怪小說
；所謂“傳記”，則包括了《會真記》（即元稹《鶯鶯傳》）這些唐人傳奇
。紀昀稱唐人傳奇為“傳記”
，其實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文體歸類，也可以說是宋元明清時代的“常識”
。
從外在的構(gòu)架看
，唐人傳奇大體包括傳、記兩種體制?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皞鳌陛^多地繼承史家列傳的傳統(tǒng)
，對人物的生平、出處
、歸宿等有相當完整的交代
，文末通常還有一段論贊式的議論，如《南柯太守傳》《霍小玉傳》
；“記”注重的是事件的完整性
，雖然也寫到人物，但不必完整交代人物生平
，如《枕中記》《三夢記》
。有些作品盡管不以傳、記為名
，如《異夢錄》《湘中怨解》
，實際上要么采用傳的結(jié)構(gòu)，要么采用記的結(jié)構(gòu)
，沒有例外
。
就文體的繼承關(guān)系而言，唐人傳奇源出于史家傳
、記或雜傳記
。至于六朝時期的若干源于子書的傳、記
，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
、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其文體與史家傳
、記有別
，并非唐人傳奇所取法的主要對象。
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說：“阮籍之《大人先生傳》
，劉伶之《酒德頌》
，陶潛之《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咸以寓言為本
，文詞為末
，故其流可衍為王績《醉鄉(xiāng)記》，韓愈《圬者王承福傳》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等
，而無涉于傳奇?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p>
《中國小說史略》
所以
，本文所說的“傳
、記辭章化”的“傳、記”
，特指史家傳
、記或雜傳記，而不包括源于子書
、帶有寓言性質(zhì)的傳
、記。
尚未辭章化的傳
、記并不具備傳奇小說品格
，或者說，只有與辭章融合的傳
、記才算具備了傳奇小說品格
。
根據(jù)筆者的考察，唐人傳奇對私生活感情和日常生活的關(guān)注
，唐人傳奇對自然景物的鐘情
，唐人傳奇“有意幻設(shè)”的虛構(gòu)特征，唐人傳奇的第一人稱限知敘事（即以“我”的身份敘事）
，唐人傳奇的駢儷句式與華麗辭藻（即魯迅說的“藻繪”與“文采”）
，凡此種種，無不取資于辭章
，或者說
，主要取資于辭章。
所謂“有意”用辭章的方式改造傳
、記
，也就是“有意”用寫作辭章的方式來寫傳、記
。其情形有點像人們常說的“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詞為曲”
，都是以跨越文類的方式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景觀。
可以說
，在融合了辭章的題材和表現(xiàn)手法后
，傳、記就成為了傳奇
。唐人傳奇那些符合現(xiàn)代小說標準的特點
，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傳
、記辭章化開啟了小說發(fā)展史的新紀元。
《文言小說審美發(fā)展史》
二、傳
、記與辭章各有其寫作慣例
傳
、記與辭章屬于不同的文體類型，各有其約定俗成的寫作慣例
。早期的傳
、記是正史所用的一種載體，其主要職能是為治理天下提供歷史經(jīng)驗
。受這一職能的制約
，它在題材選擇和藝術(shù)表達上形成了若干特殊品格。
1.史家傳
、記在題材選擇和藝術(shù)表達上的顯著特征
就題材選擇而言
，史家傳、記至少有三個特征是引人注目的
。
其一
，史家傳、記的取材重心是社會生活
，自然景物在正史中歷來缺席
，而不僅僅是處于邊緣位置。這不是由于技術(shù)上的原因
，而是基于一種文體觀念：以社會生活為關(guān)注對象的史家傳
、記，它理應(yīng)與“泉石嘯傲”保持距離
。
當然
，這并不是說唐前的傳、記都與正史一樣保持了同樣的品格
，像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就有對自然風景的出色描繪。但《桃花源記》在文體上近于子書的寓言
，而不同于史家傳
、記。
其二
，史家傳
、記聚焦于“重大”題材，強調(diào)所敘事實與“天下興亡”有關(guān)
，“無關(guān)大體”的人生層面是受到忽略甚至排斥的
。所謂“無關(guān)大體”，即無關(guān)于“天下所以存亡”的大體
。自然
，這并不是說史家傳、記中絕無瑣事的記敘
，而是說
，如果偶有日常生活的逸聞趣事
，也被視為違規(guī)。
《管錐編》
其三
，史家傳
、記強調(diào)敘事的“實錄”原則。現(xiàn)代小說理論反復(fù)申述虛構(gòu)的重要性
，其潛在的比照對象正是史家著述
。這一事實不難理解：誰會看好一個編造事實的史家呢？如錢鐘書《管錐編》所說
，“我國史學之肇端”的標志之一即司馬遷確立了敘事徵實的原則
。
與題材選擇相呼應(yīng)，史家傳記在藝術(shù)表達上也有四個顯著特征
。
首先
，史家傳、記排斥第三人稱限知敘事和第一人稱限知敘事
。蓋正史需要的是宏大敘事
，是對政治、軍事
、經(jīng)濟
、文化等各方面全局的把握。其寫作以史料的充分占有為前提
，全知全能是他的權(quán)利
，更是他的職責所在。限知敘事作為一種處理題材的方式
，有悖于史家“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價值取向
。
其二
，在史家傳、記中
，人物語言以理性化見長
，而個性化程度較低。蓋歷史著作的職能是經(jīng)由對事實的記敘揭示歷史發(fā)展的因果關(guān)聯(lián)和處理政治
、軍事
、經(jīng)濟、文化等社會現(xiàn)象的經(jīng)驗
，對人物語言的記敘從屬于這一職能
，那些個性化的生活語言因而常被忽略和省略。
《左傳》中被《古文觀止》等選本題為“曹劌論戰(zhàn)”的一節(jié)
，可以說是一個經(jīng)典的例證
。作者意在借曹劌的語言來“論”
，來傳達人物的識見，來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
，以理性化見長也就不足為奇了。
清光緒壬辰年寶善堂刻紅印本《春秋左傳》
其三
，史家傳
、記的描述語言偏于質(zhì)樸，對駢儷句式和華麗詞藻雖然并不完全拒絕
，但更傾向于保持節(jié)制
。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曾在《史通·敘事》中居高臨下地嘲笑了駢文習氣浸染歷史敘事的傾向：“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
，輕事雕彩
；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yōu)
；文非文
，史非史?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眲⒅獛姿^“文”
，指的是駢文一類注重藻飾和駢儷句式的作品。他認為
，將辭賦注重藻飾和駢儷的特征帶到歷史敘事中
，是極不得體的。
其四
，史家傳
、記在風格上排斥詼諧。古代中國重視等級和身份
，這導致了對喜劇性因素的輕視
。清初古文家邵長蘅曾在尺牘《與金生》中以嬉笑怒罵的口吻鄙薄明末小品文說：“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臨川濫觴
，公安泛委
，而倒瀾于陳仲醇、王季重諸君
。仆戲謂：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
。廣座中忽發(fā)一趣語，亦足令貴客解頤
，然人品掃地矣
。”詼諧被認為有損著述的品格
，而正史必須以莊重示人
。
2.辭章的寫作慣例與史家傳
、記大有不同
與史家傳、記形成對照
，辭章也有其一脈相承的慣例
。六朝時期的辭章主要包括詩、賦
、駢文
，其共同點是注重情感的抒發(fā)，感受和意緒構(gòu)成文本主體
。
受這一職能的制約
，在題材選擇和藝術(shù)表達方面形成了若干重要的異于史家傳、記的慣例
，其中五個方面尤為顯著
。
其一，辭章尤其是辭章中的賦
，頗為關(guān)注兩性之間的交往
，豪俠題材和山水田園題材則在詩中占有顯要位置。
《中國小說的譜系與文體形態(tài)》
以賦為例：署名戰(zhàn)國宋玉的《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
，漢魏時期蔡邕的《青衣賦》
、曹植的《洛神賦》，東晉陶淵明的《閑情賦》
，等等
，都一以貫之地以兩性交往為書寫對象。昭明太子所編《文選》將其中的幾篇歸入“情類”
，足見這種“情鐘男女”的描寫
，已構(gòu)成賦的一個主要題材類型。至于曹植
、鮑照等高歌豪俠
，陶淵明、謝靈運等放筆山水田園
，尤為世人所熟知
。
其二，辭章
，無論是詩
、賦，還是駢文
，無不偏愛自然景觀的描寫
。辭賦、詩詞之所以偏重自然景物，與其文體職能有關(guān)
。子
、史的核心是說理或以事“寓”理，辭賦
、詩詞等則以抒情詠懷為主
。一份公告，一篇論文
，只有明確且準確地表達了作者的意圖才是成功之作
。而辭賦、詩詞雖然不一定排斥明確的意義或思想或內(nèi)容
，但也不一定依賴意義而存在。它偏重情調(diào)
，偏重氛圍
，偏重美感，因而必須仰仗情景交融的文字
。
其三
，辭章，尤其是辭章中的賦
，通常不避虛構(gòu)
。比如，枚乘《七發(fā)》假設(shè)楚太子有疾
，吳客往問
，借吳客之口描述了音樂、飲食
、車馬
、宮苑、田獵
、觀濤等虛擬場面
。《上林賦》《羽獵賦》等也充滿夸張和渲染
。而司馬相如《子虛賦》以子虛
、烏有這一類并非實有的人物為對話主體，更凸顯了賦的虛構(gòu)特征
。
唐代以前
，可以大量承載虛構(gòu)內(nèi)容的文體，主要是子書和辭賦
。諸子百家
，如《孟子》《
莊子》《韓非子》，以及秦漢時期的《呂氏春秋》《淮南子》等無不包含了大量的虛構(gòu)敘事。但諸子以及由諸子衍生出的阮籍之《大人先生傳》
，劉伶之《酒德頌》
，陶潛之《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一脈，重在說理而不重在抒懷
，重在內(nèi)容而不重在文辭
，與唐人傳奇的聯(lián)系并不密切。
包明叔錄陶淵明《桃花源記》
所以
，大規(guī)?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迷O(shè)為文而又以文詞為本的文體，還是諸子之外的辭賦
。如劉知幾《史通》卷十八《雜說下》所說：“自戰(zhàn)國以下
，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
，假相酬答
。至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于陽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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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f的就是辭賦的虛構(gòu)。以子書和辭賦相較
，辭賦的虛構(gòu)在細節(jié)和場面方面也更為絢爛多彩
。
其四，辭章尤其是辭章中的詩
、賦
，在涉及到敘事角度的選擇時，雖然仍以第三人稱全知敘事為主
，但也不回避第一人稱限知敘事和第三人稱限知敘事
。
唐代以前，較早采用第一人稱限知敘事的
，主要就是詩
、賦，如班彪《北征賦》
、曹大家《東征賦》
。這類賦中的情節(jié)，自然還不夠曲折
，但其第一人稱限知敘事的方式
，卻是極為新穎的。曹植的《洛神賦》
，敘黃初四年作者入朝后回封地途中
，經(jīng)過洛水
，與洛水女神相遇，兩相愛慕
，終因隔于人神之道
，未能如愿，不禁滿懷惆悵
。此篇敘事意味頗濃
，且長于摹寫人物情狀。
其五
，辭章注重語言的華麗
、駢偶，聲調(diào)和諧
。史家偏愛簡凈質(zhì)樸的語言
，辭章則更多講求語言的形、聲之美
。用典故
、用對偶、用華美的辭藻
，屬于形的方面；《金樓子·立言》所說的“宮徵靡曼
，唇吻遒會”
，屬于聲的方面。
從六朝的普遍情形來看
，抒情寫景是詩
、賦、駢文的核心內(nèi)容（寫景也可說是抒情的一個側(cè)面）
，而要在抒情寫景時達到理想的效果
，形、聲的講求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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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哉f，辭章語言的華麗
、駢偶
，是形式，也是內(nèi)容
。
《中國筆記小說史》
三、唐人傳奇是辭章化的傳、記
魏晉南北朝時期
，傳
、記以史為主要的托宿之地，時人稱之為“筆”，詩
、賦
、駢文則是集部的濫觴，魏晉南北朝人稱之為“文”
。一方面致力于文
、筆的區(qū)分，另一方面又傾向于以“文”的修辭來潤色“筆”
，這是魏晉南北朝文壇的一個有趣情形
。歷史著作如范曄《后漢書》的傳論、志怪小說如王嘉《拾遺記》等
，將辭章的駢儷
、藻飾引入傳、記
，在文體融合方面初見端倪
。
唐人則將這種自發(fā)的創(chuàng)作傾向發(fā)展成一種自覺的劃時代的風尚，創(chuàng)造了一種全新的文體——傳奇小說：從題材選擇來看
，唐人傳奇對私生活感情
、自然景觀和虛構(gòu)情事傾注了濃厚的興趣；就藝術(shù)表達而言
，唐人傳奇注重形式
、辭藻、聲調(diào)的經(jīng)營
，不僅采用第三人稱全知敘事和第三人稱限知敘事
，還不止一次采用了第一人稱限知敘事，“以文為戲”也是特點之一
。
如果要對其文類特征作簡明的界定和歷史的追溯
，可以說，“傳
、記辭章化”是較為圓滿的概括
。
《全唐五代小說》
“傳、記辭章化”
，從題材選擇和藝術(shù)表達兩個方面塑造了唐人傳奇的面貌
。
1.唐人傳奇的題材選擇與辭章一脈相承
就題材選擇而言，唐人傳奇至少在兩個方面與辭章相近
，而與史家傳
、記迥異。
其一
，聚焦于“風懷”是唐人傳奇之為唐人傳奇的一個題材特點
，豪俠題材和隱逸描寫也在唐人傳奇中占有顯著位置
。
所謂“風懷”，即兩性之間的情愛
。唐人傳奇是在德宗至憲宗朝臻于鼎盛的
，而其標志之一便是情愛題材的作品驟然勃興。沈既濟《任氏傳》
、許堯佐《柳氏傳》
、元稹《鸞鶯傳》、白行簡《李娃傳》
、陳鴻《長恨歌傳》
、蔣防《霍小玉傳》、沈亞之《湘中怨解》
、李朝威《柳毅傳》
、佚名《韋安道》以及《玄怪錄?崔書生》等，均為有聲有色的情愛名篇
。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詩話》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事實
，他說：“大抵情鐘男女，不外離合悲歡
，紅拂辭楊
，繡襦報鄭，韓李緣通落葉
，崔張情導琴心
，以及明珠生還，小玉死報
。凡如此類，或附會疑似
，或竟托子虛
，雖情態(tài)萬殊，而大致略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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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也說：“唐代小說主要是從史部的傳記演進而來，無論志怪還是傳奇
，最初都歸在雜傳類
。‘奇’和‘怪’的意思差不多
，不過‘奇’的概念較廣一些
，不但神仙鬼怪可以稱奇，人間的艷遇軼聞也可以稱之為奇
，后世就有把傳奇專指愛情故事的傾向
。裴铏的《傳奇》卻是以神怪和愛情相結(jié)合為主要特色的
。如果以《傳奇》作為唐人傳奇的代表作，那么傳奇和志怪的差別
，除了篇幅長短不同
，很重要的一點恐怕就在于是否會有愛情成分?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p>
《唐代小說史話》
“雖然唐人傳奇有不少神仙鬼怪的故事
，而且各個作家還有不同的藝術(shù)風格，但是在細節(jié)真實上比以往的史傳散文都有所進步
。它不僅寫故事
，而且寫出了人物的性格和感情。尤其在描寫青年男女的愛情時
，進入到了以往史傳散文的禁區(qū)
，因此突破了一般傳記文的范圍，開創(chuàng)了一種傳奇體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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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犯禁”的豪俠在先秦一度備受推崇，西漢司馬遷的《史記》也曾專設(shè)《游俠列傳》
。但秦漢以后
，為俠者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占山為王，成為綠林世界的好漢
；二是為清官效命
；三是橫行一方，實即土豪
。
自東漢班固《漢書》以降
，歷代正史不再為俠士立傳，這是因為
，行俠難以見容于大一統(tǒng)的天下
，作為社會階層的俠已不復(fù)存在。然而
，饒有意味的是
，從三曹七子到唐代的李杜，詩中的豪俠形象卻光彩照人
。
與詩中的豪俠形象相輝映
，在唐人傳奇中，通常被正史所摒棄的豪俠義士也成了主角之一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包S衫客”橫空出世，俠骨柔情
；馮燕風神高邁
，“殺不誼
，白不辜，真古豪矣”
；柳毅亦儒亦俠
，梗概多氣；吳保安與郭仲翔
，高行俠舉
，其人際關(guān)系超越了世俗的機變算計；昆侖奴以打抱不平為基本人生內(nèi)容
。
《中國文化中的小說傳統(tǒng)》
女俠的出現(xiàn)在小說史上尤具劃時代意義
。紅線、紅拂
、聶隱娘
，這是女俠中的佼佼者；而那些以復(fù)仇為人生主題的女俠
，則似乎對后世影響更大
。
唐人傳奇所描述的仙境，與陶
、謝
、王、孟的山水詩相通
，是對隱士生活的美化或詩化
。鄭還古《博異志》、李復(fù)言《續(xù)玄怪錄》
、裴铏《傳奇》里常有生機盎然的景物描寫
，《續(xù)玄怪錄·柳歸舜》《博異志·許漢陽》的想象之豐富、狀物之清麗
，尤為可觀
。這種“好游山水”、“永絕宦情”的心理
，自然與時勢混亂有關(guān)，但一代文士熱衷于用傳奇小說來加以抒寫
，正說明它承續(xù)了山水詩和山水駢文的傳統(tǒng)
。
情愛、豪俠
、隱逸
，這三種題材向來為正史所摒棄，或處于正史的邊緣
，而在辭章和唐人傳奇中
，它們卻居于中心位置
。這一事實不容忽略：傳、記和傳奇同屬于敘事作品
，其題材選擇反而差異巨大
；而敘事的傳奇與偏重抒情的辭章，其題材選擇卻重合度極高
。這表明：從題材選擇來看
，傳奇是用辭章改造過的傳、記
，而不再是史家的傳
、記。
其二
，唐人傳奇將想象與虛構(gòu)的魅力發(fā)揮到了極致
。
唐人傳奇成熟于一種獨特的社交氛圍中。唐代的青年士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