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重農抑商很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小編帶來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很多人認為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商業(yè)對中央集權統(tǒng)治基礎的小農經濟的會產生威脅;二是商業(yè)威脅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府行使其廣泛的公共職能
。但是這種結論只注意到了一方面
,沒有注意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
,沒有注意到“義利之辨”
、“重義輕利”觀念為代表的倫理思想
。
一
、儒家的商人觀

中國古代將人劃分成三六九等
,也就是“士農工商”幾個階層,在漫長的歷史中
,商人始終處在最底層
。
(古代商人)
孔子說過“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于利”
,一個人如果只看中利
,那就是孔子眼里的“小人”,也就是儒家眼里的“小人”
。
中國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
,這個文化的核心是“仁”,也就是道德
。一個人社會價值的高低并非完全取決于財富
,而是這個人的“德”,所以在中國人的財富觀中
,德遠比財重要
。那些沒有多少財富,但致力于傳播圣人之道的士人
,比一個大財主更受到人們的愛戴
。一個重利輕義的人
,能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正能量,遠比以逐利為目的
,甚至有時見利忘義的商人更值得尊重
。
封建社會商人及商業(yè)對社會的推動作用和穩(wěn)定作用與現代社會不能相提并論?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鬃诱f“治政有理矣
,而農為本”。只有農業(yè)才能滿足國家與人民生存的需要
,農業(yè)是改善民生
、穩(wěn)定社會和促進社會發(fā)展的根本。
二
、古代的經濟模式
從商周時期起
,中國實行的便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井田制”。雖然這種制度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逐漸走向崩潰
,但是不管是收實物地租也好
,還是收貨幣地租也好,在漫長的封建社會
,一家一戶為基本經濟單位的小農經濟仍是整個社會經濟的主體。
但是小農經濟的穩(wěn)定性是很不夠的
。一家一戶的經營模式固然能最大限度的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
,但經營規(guī)模小的特征決定了它抗風險能力差,這種風險不單指自然災害
,也包括其他行業(yè)的單擊
,所以小農經濟需要政府的保護。但是商品經濟與農業(yè)生產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
,如果放任商業(yè)的發(fā)展
,勢必會有更多的農夫去參與商業(yè),使得農業(yè)的勞動力數量下降
,這樣對統(tǒng)治者的國家穩(wěn)定是不利的
。所以商鞅說:“農少商多貴人貧”;荀子云:“工商眾則國貧”,都將商業(yè)視為農業(yè)的威脅
。要想保護小農經濟
,必須要抑制商業(yè)。
《史記-平淮書》上說
,劉幫得天下之后
,對商人“重租稅,以困辱之”
,怎么個“以困辱之”呢?
一是對商人進行打擊
。
任何一種商業(yè)
,只要有利可圖,就收歸官營
。這就是形成于漢代的“禁榷”政策
。這些商業(yè)對象包括鹽、鐵
、酒
、茶、銅
、鉛
、錫、硝
、硫磺等等
,如果有人敢和國家爭利,歷代王朝政府都會用鐵拳打擊
。漢代規(guī)定“敢私鑄鐵器
、煮鹽者,鈦左趾
,沒入其器物”;唐代“販私鹽一石至死”;宋代“鬻鹵鹽三 斤者仍坐死”
,明清 “凡犯私鹽者 ,杖一百徒三年
,拒捕者斬”
。這都是利用國家機器對商人進行打擊的政策,目的也是防止商人插手暴利行業(yè)
,與國爭利
。
二是征重稅。
商鞅變法時就規(guī)定“不農之征必多
,市利之租必重”
,從漢代起,光是人頭稅
,商人就要雙倍交納
。之后的每個封建王朝,對商人征的稅都特別重
,目的就是逼這些人改行務農
,是一種“寓禁于征”的手段。
三是幣制經常更改
,或者改變錢幣的發(fā)行量
,使錢幣貶值,將商人的財產稀釋掉
。
以上三種方法經常是一齊使用的
,也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規(guī)定的
,目的只有一個,將商人的財富收到國家來
。
在政府的打壓和思想的禁錮下
,中國古代的經濟結構是以農業(yè)為主的,社會上大多數人是以農業(yè)生產為生的
,農業(yè)的發(fā)展程度直接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水平
,而人們的生活水平又直接決定了社會的穩(wěn)定程度。以農業(yè)為主導的相對穩(wěn)定的自然經濟結構決定了政府必須重視農業(yè)
。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中
,農業(yè)和商業(yè)大多數時期是一種對立關系,所以重農抑商就形成了傳統(tǒng)和必然的選擇
。抑商被視為保護農民
,為民謀利的一種思想和政治傳統(tǒng),并且是隨著封建政治的發(fā)展而越來越嚴厲
。這么做的直接好處就是將越來越多的農民禁錮在土地上
,減少人口流動,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封建統(tǒng)治
。
三
、抑商的社會根源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一個極其專制的君主制社會
,人民只能聽從皇帝和他代表的封建制度的
,絕不允許民眾脫離專制國家的控制。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秩序
,朝廷采取了嚴厲的“困”商政策,目的是“重征商稅使無利自止”
、“重關市之賦”
,使商“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
。
商人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登上歷史舞臺的
,但是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是土地的地主階層占有制,以農業(yè)為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地主階層獲取其集團利益的基礎
,所以維護自然經濟
、保障獲取利益的基礎便成為地主階層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如果聽憑商人將資本投入到土地兼并之中
,必然會破壞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
,會與地主階級爭奪利益
,因此抑商是地主階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不二選擇。
“重農抑商”最早是由法家提出來的
。法家實行的是農戰(zhàn)政治
,“國待農戰(zhàn)而安,主待農戰(zhàn)而尊”
,只有把人民引到農戰(zhàn)軌道上
,“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趨本務而外末作”
,才能使更多的人安于務農
,使國家的糧食能夠保障戰(zhàn)爭的需要。
儒家雖然與法家有過“德刑之辯”
,但在抑商重農上
,雖然出發(fā)點不盡相同,但結論上雙方是一致的
。儒家認為商賈控制市場必然會盤剝農民
,也必然會與君主爭利,其帶來的政治后果是嚴重的
。但是提倡以德服人的儒家在抑商的手段上反對法家的簡單粗暴
,認為要從排斥商賈占有市場、剝奪商賈之利入手
,而不是簡單粗暴的直接貶黜商人政治
、社會地位。
具體到操作中
,該如何操作?那就是利用貨幣杠桿
,由國家壟斷貨幣的鑄造和發(fā)行,以貨幣干預市場
,逐步實現政府對市場的控制
,并將商人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四
、統(tǒng)治者眼中的商人
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
,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延續(xù)兩千年的主流,因此漢代的重農抑商政策就被后世的統(tǒng)治者奉為金科玉律
。雖然手段上每個朝代有著各自的特點
,但在目的上是基本一致的。
我們以唐代為例
。唐太宗本人就是一個重視農業(yè)的皇帝
,他在《貞觀政要》中說道:食及民天,農業(yè)的豐欠會直接影響民生
,進而影響政治的盛衰安危;農業(yè)為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
,農業(yè)的興衰關系到財政的盈虧和國家的強弱;務農與賞罰一樣是“制俗之機” ,民眾一心務農則性格純樸
,遵守禮義
,否則就會貪婪逐利
。重農既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也是一項重要的化民之術
。
商人或商業(yè)是危害封建等級秩序
、君臣上下貴賤尊卑的經常因素,封建等級秩序要求的是 “衣服有制
、宮室有度
、蓄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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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者傾縣、下者傾鄉(xiāng)里者不可勝數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
,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嚴重地威脅著封建宗法專制秩序
。
中國人有著“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的思想,這是孔子提出來的
。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生活秩序是貴賤尊卑等級有序的一種“均貧”狀態(tài)
,民眾永遠互相分散孤立,為溫飽忙碌
,也沒有財力去與官府抗衡
,因此這種秩序是安全的。商人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安全的秩序
,是秩序的破壞者
,必然也是政府抑制的對象。
商業(yè)也影響社會風俗
。古代商人普遍文化不高,倫理道德意識薄弱
,也并不注重自身修養(yǎng)
。商人有錢后,其家“男不耕女不織
,衣必文采
,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
,而有千百之得”
,甚至很多商人對子女的教育也不重視
,其后代理我容易驕奢放縱,有的還成為一方一霸
,對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的破壞相當嚴重
。
可是追求享樂是人的天性,商人對社會風俗的影響
,必然會帶動整個社會的功利風氣
,造成統(tǒng)治者眼里的“棄本業(yè),逐末利”的社會風氣
,所以儒家才會大聲疾呼“上下交征利
,其國危矣!”
五、如何抑商
封建社會對商人的抑制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漢代規(guī)定商人“不得衣絲乘車
,不得仕宦為吏”,要交比普通人更高的稅
,甚至在魏晉時
,商人穿鞋子也必須一只白色一只黑色,以此與其他人區(qū)別開來
。這是一種人格上的賤化
,是將商人與罪犯、賤民放在同一位置的規(guī)定
,表明商人的地位遠低于普通庶民
。因此封建社會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商雖可致富
,但不能當官
,也不能光宗耀祖,確實對抑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中國儒家理想中的社會
,是小農社會。這種社會是以農業(yè)為國本
,只要國有余糧
,有可戰(zhàn)之民,就不怕任何災難
。而小農社會更方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綱常的推廣
,更有利于形成“父慈子孝夫和妻順兄友弟恭”的靜止的、封閉的社會
,才不會產生驕奢淫逸的社會風氣
。這也是封建三綱五常的倫理對商業(yè)的本能抑制的原因。
六、重農抑商是對是錯
雖然統(tǒng)治者實行“抑商”政策是為了滿足君主專制統(tǒng)治的需要
,但我們在分析這個政策時
,也應該站在客觀的角度,對其歷史性和必然性進行分析
,才能得出這一政策的歷史作用
。
中國古代在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能夠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