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徭薄賦的君王一定好嗎這個王朝因此覆滅！
揭秘歷史故事
2023-06-15 01:37:22
輕徭薄賦的君王一定好嗎這個王朝因此覆滅！
今天小編為大家?guī)砹艘黄P于嘉靖帝的文章
，歡迎閱讀哦~
1548年
，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登基已有二十七年
，但此時的嘉靖皇帝并沒有富有四海的滿足感
，反倒因為財政緊張而郁郁寡歡
。
東南沿海倭寇日漸猖獗，雖然雙嶼港一戰(zhàn)明朝大獲全勝
，一舉殲滅海盜數百人，但倭寇問題并未就此解決，反而激起了長達十幾年血腥的倭寇戰(zhàn)爭。除了剿倭作戰(zhàn)開銷巨大，大量江南百姓卷入了規(guī)模龐大的走私貿易，一時之間走私成風，明朝境內海貨、香料泛濫，嚴重沖擊了朝廷的貿易稅收體系，導致明朝財政愈發(fā)緊張，皇帝內廷開銷也不得不削減。就在嘉靖皇帝為財政困難焦慮之時
，一支日本朝貢船隊來到了中國。這只僅有5艘的船隊漂洋過海，一路歷經風雨，終于來到了寧波。在市舶司申報并繳稅之后，隨船商人順利在寧波出售了帶來的商品，本來只需要再到北京呈獻貢品，帶上明朝的賞賜，回國轉手一賣就是一大筆暴利，但沒想到接下來的行程居然如此不順。朝貢船隊駛離寧波之后，沿運河北上，一路行經紹興
、杭州、蘇州、鎮(zhèn)江等地
，但就在穿過長江
，想要從揚州進入運河之時，卻遭遇了超出預期的麻煩
。由于前方的河道淤積
，船閘失修，有些河段已經無法通行
，需要卸貨走一段陸路后再裝船重新出發(fā)
，河道通行效率已大不如前，大量船只擁堵在揚州
，需要排隊等待很久才能進入運河
。在等了幾天之后，朝貢使臣一行人已經心煩氣躁
，無法上岸休息
，只能在船上大眼瞪小眼。又過了幾天
，5艘船上的人們早已煩躁到極點
，怨聲載道。直到十六天后
，已經被折磨得心如死灰的朝貢船隊才得以進入運河
，緩緩朝大明王朝的首都駛去……但此時他們還不知道，自己的磨難還沒有到頭……
大運河是中華帝國從南方富庶省份向北方地區(qū)輸送物資的生命線
，是聯(lián)通南北經濟的大動脈
，歷朝歷代都是朝廷最為重視的水利工程，幾百年間不斷投入財力維護運河的暢通
。但到了大明嘉靖年間
，大運河年久失修，通行效率大幅下降
，往返一次需要一年的時間
。
大明王朝偌大一個帝國，為何連維護一條運河的費用都拿不出來?
黃仁宇在他的代表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中
，鞭辟入里地闡明了個中緣由
。
明朝財政制度設計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節(jié)省行政成本。各地方政府需要就地解決自己的各種財政支出問題
，盡可能地避免大規(guī)模的橫向轉運
。黃仁宇稱其為“指令集中
，管理分散”
，財政體系之下的數百個政府主體都要自己解決記賬
、庫存、調動等問題
，帶來了數不清的巨大麻煩
。
要理解這種財政體系有多么低效，我們可以把國家想象成一部手機
，財政制度就是手機的操作系統(tǒng)
，各級政府部門就相當于執(zhí)行具體功能的APP。正常情況下
，操作系統(tǒng)負責統(tǒng)籌全局
，所有APP都通過操作系統(tǒng)來獲得硬件的計算、內存等資源
。而明朝的財政模式
，相當于沒有一套總覽全局的操作系統(tǒng)，所有的APP都要直接寫匯編代碼去調用硬件資源
，結果當然是大混亂
。
這種非常簡陋的制度設計，導致明朝整個財政體系的效率極其低下
，該收的稅收不上來
，朝廷沒有辦法集中全國財力，僅僅維護一條運河的資金都難以保證
，政府公共服務始終停留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上
。朝廷拿不出錢維護運河，只能讓地方自己想辦法籌款
，工程質量必然沒有保證
。江蘇淮安當時是漕運造船業(yè)的中心，擁有數以百計的造船廠
，但是由于朝廷長期撥款不足
，這些國營船廠陸續(xù)陷入虧損，最后紛紛倒閉
。維護大運河的士兵長期被拖欠工資
，為了生活大肆走私，上級也只能睜只眼閉只眼
，使得明朝公共管理的嚴密性遭到巨大破壞
。
此外由于朝廷無力興修水利工程，導致很多地區(qū)旱災水災日益頻繁
，豪門大戶乘人之危壓低價格吞并土地
，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老百姓民不聊生，使得整個王朝逐漸走向衰亡和瓦解
。
更為嚴重的是
，低效的財政制度使得國家收入上限被鎖死，但開支卻越來越大
，朝廷只能用其它手段來間接增加收入
。比如默許制度性的腐敗，把成本轉移給鹽商之類的專賣商
，再由這些人轉嫁給老百姓
。老百姓負擔太重之后逃亡，稅收就要分攤到未逃亡的百姓頭上
，從而形成惡性循環(huán)
。
到了明朝中后期，財政困難積重難返
，嚴重的財政危機演變?yōu)檎挝C
。明朝財政制度的簡陋和低效，使得朝廷在面對倭寇戰(zhàn)爭與后金進犯時
，有限的財力難以應對日益嚴重的內憂外患
。軍屯制度名存實亡，士兵長期領不到兵餉
，武器裝備落后
，軍隊大幅缺員，士氣普遍低落
，戰(zhàn)斗力嚴重下降
，遭遇敵軍時一觸即潰，甚至倒戈相向
，否則憑明朝兩百萬軍隊
，怎么會打不過區(qū)區(qū)十幾萬清軍?讓崇禎皇帝落得個身死國滅的下場。
明朝的覆滅
，很大程度上與國家財政制度設計不合理有關
，是從一開始就注定的。那么我們能從中吸取哪些教訓呢?
想要“民富
、國足
、軍強”，就需要政府充分調動國家的資源
，提供優(yōu)質的公共服務
。古往今來，人類的行為無非是兩種：創(chuàng)造財富
、分配財富
。市場的無形之手尋求更高效的財富創(chuàng)造
，政府的有形之手制定分配財富的規(guī)則。
那么問題來了
，政府與市場要如何互動
，形成一種怎樣的關系，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呢?
西方經濟理論總是把政府與市場對立起來
，似乎只有減少政府對市場的控制，經濟才能發(fā)展得更好
。
這種觀點太過狹隘
，政府作為市場的組織者，承擔著提供公共服務
、促進市場與社會健康發(fā)展的職能
。
政府要有所作為，必然要使用一定程度的社會資源
，因此征稅能力是國家提供更高水平公共服務
、改善營商環(huán)境、提高市場商業(yè)效率
、維護社會公平穩(wěn)定的前提和基礎
。
稅收并非越低越好，輕徭薄賦可能是仁政
，也可能是失敗國家的標志
。
現實中治理良好的發(fā)達國家，無一不是高稅收國家
。比如北歐各國
，不僅所得稅高，還要交消費稅
、房產稅
、環(huán)保稅等等，一多半的收入都交稅了
，但也換回了全球最高的居民幸福感
。
經合組織國家2018年所得稅和社保繳費占工資收入的百分比，圖片來源：OECD
反觀低稅收國家
，治理水平普遍十分低下
，連基本的社會治安都難以保障，低稅收的原因也不是他們主動選擇的
，而是政府能力有限根本收不上來
。比如根據聯(lián)合國毒品和犯罪事務辦公室今年11月發(fā)布的一份報告，阿富汗的海洛因和鴉片走私猖獗
，每年僅銷往歐洲的就高達280億美元
，甚至超過了該國的GDP(194億美元
，2018年)。顯然阿富汗政府沒有從中得到任何稅收
，自然也就難以對抗富可敵國兵強馬壯的販毒集團
。
稅收絕不是“與民爭利”，只有能力強大的政府才能承擔起中華民族復興的重擔
，要想讓中國重新挺直腰板站起來
，需要我們每個人都為建設更強大祖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國史上結局最好的末代君王是誰呢，陵墓千年無人敢盜 ，子孫遍布全世界
？
這位中國史上結局最好、陵墓千年無人敢盜
、子孫遍布全世界的末代君王就是
漢朝的一位鮮為人知的皇帝劉協(xié) 。
劉協(xié)的一生也是十分坎坷的，他剛出生母親就去世了
，而他也在東漢末年這個動蕩時期度過了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歲月
，
其實劉協(xié)本來是與皇位無緣的，但是在東漢末年的割據政權 、宦官專政的緊張局勢下
，年僅九歲的劉協(xié)被迫登位，劉協(xié)從小被太后撫養(yǎng)長大
，天資聰穎而且心地善良
，愛民之心在劉協(xié)身上顯現得淋漓盡致，據記載
，在興平元年
，天災人禍降臨，許多地區(qū)都出現了大旱
，糧食稀缺導致糧食的價格不斷上升
，各地災民成群，甚至出現了吃人肉的現象
，許多人都因為饑餓易子而食
。
劉協(xié)雖然年紀很小，但他看到這樣的場景心痛不已
，于是就任命底下的朝臣將太倉打開
，為饑民們熬粥，百姓們這才陸陸續(xù)續(xù)地得到了救濟
，在劉協(xié)成年后
，他不愿意做別人的傀儡
，就想辦法拜托控制，但是他還是勢單力薄最終被發(fā)現
，逃亡的時候
，曹操將他挾持，這就有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典故
，
劉協(xié)看破一切，在曹操死后主動將皇位讓給了曹操的兒子曹丕，自己被封為山陽公。
在自己的封地上劉協(xié)回歸了平靜的生活
，做了很多善事，輕徭薄賦
，愛民護民
，用自己的一些醫(yī)理知識治病救人
，當地的百姓非常愛戴他
，在他死后對他的陵墓保護的非常好，因此他的墓穴從來沒有發(fā)生過盜墓事件
，
劉協(xié)清楚帝王家得子孫命途多舛 ，于是告誡自己的后代去遙遠的地方生存，于是他的后人就在日本扎下了根
，現在許多的日本大家族都是劉協(xié)的后代
。
隋唐時期的治亂興衰給我們什么啟示？
隋唐時期的治亂興衰之中
，值得總結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很多。對于各種具體的歷史啟示
，我們將在本書以后的各篇中論及
。這里只從宏觀的歷史角度，做一個概括的闡述
。
統(tǒng)一國家的重建
，以及較長時間的維護，表明秦漢建立的以漢民族為核心的統(tǒng)一國家形態(tài)
，在經歷了南北朝的治亂和隋唐的加工后
，已成為歷史發(fā)展的基本趨勢。而隋唐時期
，國家統(tǒng)一的長期實現
，與這一時期采取的一系列維護統(tǒng)一的措施密切相關；分裂與割據的出現
，也與統(tǒng)治者在一些重大關系上處置失當有關
。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事關統(tǒng)一與分裂的大局。針對漢末以來的實際
，隋唐王朝建立伊始
，都著力加強中央集權。三省六部制及宰相制度的確立與完善
，標志著中央集權統(tǒng)治的成熟
；在地方實行州、縣兩級制
，在縣以下的基層加強戶口編制與管理
，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州縣官員，由監(jiān)察部門定期與不定期地對地方進行專項或綜合的監(jiān)督考察
，都古代風景使中央政府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權
；廢除漢魏以來的“九品中正制”，實行科舉考試選拔人才
，既改變了前代地方門閥壟斷仕途的狀況
，又為中央王朝加強對國家的治理提供了有用的人才；在均田制的基礎之上實行府兵制
，并有意形成“內重外輕”的格局
，更使中央王朝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威懾和駕馭四方。當這些措施在某些地方處置失當
，就會給統(tǒng)一局面造成嚴重威脅
。唐玄宗時出于對邊塞用兵的考慮，有意將“內重外輕”的軍事力量分布變?yōu)椤皟容p外重”
，導致了“安史之亂”
，幾乎使唐王朝覆滅，此后又因府兵制的徹底破壞和節(jié)度使專兵
，藩鎮(zhèn)割據愈演愈烈
。唐后期的中央三省六部及宰相政事堂議事制度遭到破壞，皇帝在擴大皇權的同時
，不得不倚重宦官
，又給宦官專權造成可乘之機，加劇了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地方的分裂與動亂
。
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如何
，也與統(tǒng)一與分裂密切相關。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矛盾造成的
。而這一時期各民族的磨合，又為隋唐的統(tǒng)一創(chuàng)造了條件
。隋唐王朝重建后
，民族矛盾問題已遠不如前代那樣嚴峻
，但與邊疆各族政權之間的關系，仍然是國家統(tǒng)一安定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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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偟膩碚f，隋唐時期的民族關系處理的是好的
，這一時期實行的許多民族政策是正確的和成功的
。如對公然入侵內地，肆行殘暴的一些少數民族貴族武裝予以堅決的打擊
，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統(tǒng)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寧
。對絕大多數友好的邊疆少數民族，盡量實行和睦相處的政策
，以“和親”等方式加強民族間的交往與合作
，為各族人民都帶來了益處。當然
，這一時期的某些時候
，在民族關系問題上，有處置失當的情況
。如隋朝和唐朝前期對高麗的武力討伐
，就帶有明顯的大漢族主義和侵略色彩
，給漢族人民和高麗人民都造成深重的災難
，也引發(fā)了隋唐王朝的社會矛盾，為分裂勢力造成可乘之機
。唐朝后期中央與地方藩鎮(zhèn)的戰(zhàn)爭中
，中央王朝對某些少數民族武裝力量的利用與低眉，在客觀上于統(tǒng)一無大用
，而有大害
。
經濟利益的分配與思想文化的導向，對社會的統(tǒng)一與穩(wěn)定關系極大
。隋唐時期采取的一些經濟政策與措施
，比較注意照顧社會各方面和各階層的利益，均田制
、租庸調制
，以及后來的兩稅法，就政策本身而言
，是既要增加國家的財賦收入
，又要維護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還要適當照顧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
，用心是良苦的
，在總體上也較好地協(xié)調了各方的利益關系
。而一旦這些政策本身出現偏頗，或在實際貫徹中“走樣”
，就必然傷害某一方的利益
，其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傷害百姓的利益，從而釀成社會動亂
。隋煬帝時期的橫征暴斂
，唐后期“兩稅法”的變態(tài)，都嚴重地加劇了農民及工商業(yè)者的負擔
，引發(fā)了農民大起義和統(tǒng)一王朝的動亂與分裂
。與經濟利益分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導向
。漢代“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以后，儒家思想以及忠孝仁義等道德觀念
，已廣泛深入到社會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
，并在封建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開皇律》與《永徽律疏》就是典型的代表
，而隋律與唐律的相對穩(wěn)定與實施
，對隋唐社會的長期統(tǒng)一與穩(wěn)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制度文明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保障
。隋唐時期的制度革新，是廣泛而又深刻的
，對于當時高度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形成
，起到了極大的推動和保障作用。這一時期制度革新的成敗得失之中
，有許多值得重視的經驗與教訓
。
把握機遇，順應時勢
，是革新制度的首要一環(huán)
。隋文帝取代北周之際，大刀闊斧地改革北周官制
，采用漢魏之制
，是因為他看到了北周六官之制早已不適應當時統(tǒng)治的需要，漢魏以來逐漸發(fā)展起來的三省六部制
，更能順應時勢所需
，故能在大動作之中取得大成效。唐初推行均田制、租庸調制
、府兵制
，也是抓住了當時戰(zhàn)亂之后人口凋敝、土地荒古代舞女蕪
、經濟萎靡
，具有推行這些制度的物質前提和社會前提，順應了人民需要休養(yǎng)生息
，經濟需要恢復發(fā)展
，賦稅需要均平，社會需要安定的時勢要求
。唐中期以后
，改革賦稅制度，變租庸調制為兩稅法
，也是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fā)的順勢之舉
。相反，武則天時期
，單憑個人主觀愿望
，以個人專制為目標，對中央官制屢屢變更
，令人目不暇接
，鮮有為后人稱道的地方。
集思廣益
，上下一心
，是革新制度的一個關鍵。制度革新
，事關重大
。決策一旦失誤
，會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
。因此，在盡可能的情況下集思廣益
，在統(tǒng)治集團內部盡量取得共識
，是非常關鍵的。唐太宗貞觀時期
，注意借鑒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
，在統(tǒng)治集團內部，充分發(fā)揚民主
，鼓勵人們大膽發(fā)表不同意見
，在重大決策之前，展開爭論，然后集中正確的意見
，加以施行
。故在這一時期出臺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比較科學合理
，有利于經濟發(fā)展與社會穩(wěn)定
，并出現了被后世稱道的“貞觀之治”。直接關系制度革新的隋唐時期的立法活動
，在多數情況下
，也都注意反復征求各方意見，參古酌今
，慎重損益
，對當時和后世都產生積極影響的《開皇律》和《永徽律》，就可以說是集思廣益
、集體智慧的產物
。相反，隋煬帝時的一些所謂革新
，以及唐朝中后期一些皇帝的變革
，尤其是“永貞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個人專斷和神秘色彩
，因而或是決策失誤
，或是難以推行，最終難免失敗
。
培養(yǎng)力量
，穩(wěn)步推行，是革新制度的重要保證
。一般而言
，順應時勢的制度革新，本身具有推行的社會基礎
。但革新與推行是互動的
，因而在許多時候，又需要充分的準備
，周密的部署
，科學的步驟。其中最重要的
，是培養(yǎng)制度革新的力量
，積極而又穩(wěn)妥地推行革新的制度，以降低制度革新的成本
，擴大制度革新的效益
。在封建時代，所謂培養(yǎng)力量，除了某些時候集中優(yōu)秀人才外
，最主要的是整頓吏治
，這既是革新的內容，又是革新的保證
。隋唐時期
，廢九品中正，行科舉考試
，廢棄官員世襲
，規(guī)定任期與回避等，都既是一種制度革新
，又是其他革新制度實施的保證
。隋朝和唐朝前期推行一些重大改革措施時，革新者都十分重視聚集志同道合的力量
，整肅吏治
，擴大宣傳力度，并加強督促檢查
，使這些改革措施得以有條不紊地順利推行
，這在唐前期的均田制、戶口調查登記制等的實行中
，反映得比較明顯
。相反，唐中后期“兩稅法”本身
，不失為一種順時應勢的革新
，但由于當時推行這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官吏隊伍的腐敗與失控，在貫徹實施中上下其手
，造成了立法者始料不及的嚴重弊端
。“永貞革新”的許多內容
，無疑是進步的
，但因革新者沒有聚集更多的力量，又操之過急
，結果只能是曇花一現
。
掌握動態(tài)，適時修正
，是革新制度時必須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法立弊生
。一項再好的制度
，即使創(chuàng)制者考慮得周密再周密，一旦實施之后，與多變復雜的實際情況之間
，就會出現不相符的地方
，而且在實施一段后，制度當初的針對性
，會因被針對情況的變化而成無的之矢
，甚至由治病的良藥變?yōu)楹γ竦谋渍睦碚撋险f
，制度革新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
，任何時候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從實踐上說
，則要求革新者必須始終掌握革新動態(tài)
，適時修正革新措施。隋唐時期比較賢明的統(tǒng)治者
，在革新制度的過程中
，都比較注意根據實際情況而有不同的實施要求；對那些所針對的情況已經發(fā)生變化而顯得過時的制度
，也能適時加以修正
，這在律、令
、格
、式的及時修訂中，可以體現出來
。而那些比較昏庸的統(tǒng)治者
，則往往滿足于一時一事的舉動，不懂得也不愿意甚至懶于去掌握動態(tài)
。適時修正
，因而大都難免在“法立弊生”中茍且偷安，由革新變?yōu)楸Ｊ?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由進步走向反動
。
經濟社會的高度發(fā)展，造就了隋唐封建文明的基礎
，并構成這一封建文明的基本內容
。國家的統(tǒng)一與穩(wěn)定，以及制度的創(chuàng)新
，為當時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動力
；而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國家的統(tǒng)一與穩(wěn)定
，滋潤著制度的文明創(chuàng)新
。在這種辨證的關系之中
，昭示出一些值得借鑒的東西。
發(fā)展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
，是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封建時代調動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措施，主要有兩條：一是刺激與鼓勵勞動者增加生產
；二是輕徭薄賦減輕負擔
。這兩條措施，在幾乎所有的封建王朝中都曾實行過
，但程度有所不同
，成效也有大小。隋唐時期
，在多數情況下
，尤其在前期，都比較注意實行這兩種辦法
，如限制官僚地主占田過多
，適當抑制工商業(yè)的規(guī)模，加重工商業(yè)者稅收
，以促使更多的勞動者歸于田畝
；政府出面組織興修水利等工程，改善生產條件等
，有利于勞動者增加生產
，特別是農業(yè)生產；實行租庸調法
、兩稅法
，加強對戶口的調查統(tǒng)計和對戶等的評定，精簡政府機構
，倡導節(jié)儉之風
，這些又都利于公平稅賦，減輕勞動者的負擔
。而在災荒時期實行的各種“荒政”
，如義倉、平糶
、減賦
、免役、救濟
、就醫(yī)等等
，帶有強烈的封建“仁政”色彩，客觀上也有利于恢復勞動者的生產能力
，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這一切都有效地促進了隋唐經濟的恢復
、發(fā)展與繁榮
。
科技是介于狹義的經濟與文化之間的一個因素
。科技的進步
，既有利于經濟的發(fā)展
，也有益于文化的繁榮。隋唐時期
，在前代積累的基礎上
，科學技術有了新的明顯的進步，而統(tǒng)治者在通常情況下
，也比較注意把新的科學技術推廣運用到社會的經濟文化領域
，使科技、經濟
、文化相得益彰
。如這一時期發(fā)明的曲轅犁，較前代的直轅犁
，有許多優(yōu)點
；耙和礪（用于水田）、磟碡（水旱田兼用）
，便于平治田地
，除去雜質；利用水力轉動的筒車
，既節(jié)省人力
，又能把低處的水引到山田，這些農業(yè)工具經推廣運用后
，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紡織技術、造船技術
、制瓷技術
、焙茶技術、造紙技術
、采礦技術
、建筑技術，都有新的進步
，對于手工業(yè)各領域的發(fā)展
，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主要在官方支持和倡導下發(fā)明的新的天文歷算技術
、雕版印刷技術
，以及醫(yī)藥學領域的技術進步
，對當時文化藝術的發(fā)展與傳播，更是功不可沒
。
由國家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