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了解清朝養(yǎng)廉銀的事情
，接下來跟著小編一起欣賞。
“養(yǎng)廉銀”，是清代借鑒“高薪養(yǎng)廉”的思想而獨創(chuàng)出的一種官員俸祿制度
，始于雍正二年(1724年)
。所謂“養(yǎng)廉銀”，顧名思義就是用來養(yǎng)出官員廉潔的銀子
，雍正曾言：“因官吏貪贓
，時有所聞，特設(shè)此名
，欲其顧名思義
，勉為廉吏也”，他推行這項制度的本意就是想籍由高薪
，讓官員不會因生活無以為繼的問題“被迫”去行貪污索賄之事
，從而養(yǎng)成潔身自好的習性，繼而達到國家吏治清明的目標
。
“養(yǎng)廉銀”的誕生
，并被雍正推行于全國，山西巡撫諾岷和布政使高成齡
，這二人是功不可沒的
。
廉銀是怎么出現(xiàn)的,該制度對清朝有哪些影響.png)
雍正元年(1723年)，諾岷因在戶部政績斐然
，遂被即位不久的雍正皇帝提拔為山西巡撫
。一到任，諾岷遍查州縣
，就發(fā)現(xiàn)山西各州縣都出現(xiàn)了嚴重的虧空問題
，而后他雖對嚴重虧空的州縣長官采取了“疏劾奪官，離任勒追”的懲罰措施
，借此來遏制住山西虧空問題的繼續(xù)惡化
，但是山西虧空錢糧卻始終得不到有效的填補。
之后
，諾岷在查探山西各州縣虧空為何會如此嚴重時
，他發(fā)現(xiàn)各州縣之所以會出現(xiàn)程度不一的虧空問題，主要原因在于朝廷所給予地方官的俸祿實在是太微薄
，他這個山西巡撫年俸就只有130兩
，而最底層的知縣年俸更是僅有45兩，這點俸祿根本不足以支撐官員去贍養(yǎng)家人
，雇用管家
、奴婢等日常的生活開支，加之清制
，師爺
、衙役等皂役的薪資又皆需要地方長官自行支付，因此其就更是入不敷出
。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清廷卻還是依舊不斷的要求山西地方官“捐俸”
、“減俸”，以此來滿足其對外軍事行動的開支需求
，這就更是雪上加霜
。
由此在俸祿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山西各州縣長官為了滿足其日常和公務(wù)所需
，他們只得去挪用公款
，而這自然也就造成了山西各州縣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虧空問題。
此后
，在得知山西為何會出現(xiàn)如此嚴重的虧空問題后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雍正二年(1724年)
，諾岷遂奏請雍正皇帝：“將通省一歲所得耗銀提存司庫
，以二十萬兩留補無著虧空，馀分給各官養(yǎng)廉”
，為了解決山西的虧空
，及官員低俸祿的問題，諾岷將主意打到了“火耗銀”的身上
。
所謂“火耗銀”
，其源于明代。明萬歷年間
，張居正推行“萬歷新政”
，而在這場改革中，最為核心的內(nèi)容就是“一條鞭法”
，即簡化稅制
，將全國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稅合并為一條
，統(tǒng)一以銀兩的形式征收
，按畝折算繳納，由此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因此
，自萬歷之后，明朝的賦稅就普遍以銀兩的形式來征收
。但是
，因百姓在繳納賦稅之時，所繳納之銀兩多是零碎
、小塊的銀兩
，而當時
，朝廷為了方便稅銀的統(tǒng)計與儲存
，對稅銀的樣式、重量、造型等又多有嚴格的要求
，所以這就造成
，各州縣在收繳稅銀后，必須對其進行重鑄
，將其熔鑄成符合朝廷要求的稅銀
。
我們都知道，將白銀融化后再進行重鑄
，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是會出現(xiàn)損耗的
，如本來六克白銀，將其重鑄后
，其重量可能就會變成五克八分
。由此，對稅銀進行大規(guī)模的重鑄
，其必然就會出現(xiàn)本來百姓繳納的足額的稅銀出現(xiàn)缺額問題
，朝廷對于地方所要繳納的賦稅向來都是有定額的，一旦出現(xiàn)減少
，各州縣的地方長官是要負全責的
，他是要想辦法填補這個損失的。在當時
，地方長官填補稅銀缺額問題的方法
，就是讓百姓交錢來彌補所征稅銀在熔鑄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損耗，而其所交這部分多余的錢就是所謂的“火耗銀”
。
清朝建立后
，其制度基本延續(xù)明制，因此在賦稅的征收上也是以征銀為主
，如此“火耗銀”自然也被繼續(xù)延用
。當然，雍正之前
，因“火耗銀”并不是正稅
，乃是附加稅，因此
，它是由地方政府自行征收
，除填補損耗外，若有盈余則由州縣長官自由分配
，朝廷不會進行干預
，直白的說，“火耗銀”不歸公
，它完全就是州縣長官私有的東西
。如此
，因朝廷并不直接對“火耗銀”的征收進行管理，所以對于它征收的數(shù)額
，朝廷也并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
，基本上就是由地方官說了算。
按照正常情況
，重鑄碎銀的實際火耗僅為平均每兩一至二分
，即百分之一二。但是在征收的時候
，地方官往往會每兩征收二至三錢
，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有些地區(qū)甚至更高
，如西北地區(qū)
，其火耗征收甚至達到百分之五十，即每兩征收五錢
。而我們要知道
，清代的州縣，每年賦稅一般都有千兩
、萬兩
，如若是江浙地帶，更是達數(shù)十萬兩
。因此
，哪怕是按照最低每兩二至三錢去征收“火耗銀”，一個省所征收的“火耗銀”也是十分可觀的
，至少可有十數(shù)萬兩
。
清朝銀錠
由此，基于“火耗銀”能征收到非?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捎^的“稅銀”
，且又有著“不歸朝廷管理，完全由州縣長官自由分配”的特性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被急需要用錢的諾岷給盯上了
。
此時，諾岷就奏請雍正
，請求將今年山西各州縣所征收之“火耗銀”全部上繳至司庫中
，由巡撫衙門進行統(tǒng)一分配，其一年所得之20萬兩用于填補山西歷年虧空
，剩余部分則全部當做俸祿發(fā)放給官員
，以作養(yǎng)廉所用。
此后
，諾岷的提議被雍正所認可
，雍正認為此舉甚好
，于國于民都沒有壞處，是“上不誤公
，下不累民，無偏少之弊
，無苛索橫征之擾
，實通權(quán)達變之善策”，既能填補地方虧空
，又能讓百姓沒有苛捐雜稅的困擾
。因此，不久
，雍正就降旨于諾岷
，允許他在實施。在得到雍正的同意后
，諾岷隨即將山西“火耗銀”的繳納數(shù)額統(tǒng)一定為每兩征收二錢
。而后，山西當年得“火耗銀”共43萬余兩
，除去填補虧空的20萬兩
，剩余23萬余兩，諾岷給予山西地方長官養(yǎng)廉11萬兩
，支付通省公費和州縣雜費9.2萬兩
，尚結(jié)余2.8萬兩，成效斐然
。
之后
，雍正在看到山西實施“火耗歸公”的成效居然如此斐然，居然在完成補空
、養(yǎng)廉
、公費等的使用后，還能結(jié)余數(shù)萬兩
，遂有意將其推行于全國
。但是，在雍正向朝中重臣表露出這種意圖時
，卻遭到了多數(shù)官員的抵制
，他們紛紛提交條奏，表示極力的反對
。這些官員認為“耗羨為州縣應(yīng)得之物
，上司不宜提解”，就是“火耗銀”為州縣官員應(yīng)得之物
，上司不應(yīng)該要求其上繳
。
而就在朝廷在僵持著要不要推行“火耗歸公”時
，一份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所上之奏章卻打破了這個僵持局面。
在這份奏章中
，高成齡先是用現(xiàn)今官場上所盛行的種種惡習來反駁那些反對實施“火耗歸公”的官員：
耗羨者
，百姓之銀錢，即朝廷之財賦
，乃皇上體恤群臣
、通院、司
、道
、府而酌盈劑虛，以補其常俸之不足
，非專為州縣而設(shè)也
，今如條奏所云，竟以耗羨為州縣應(yīng)得之物
，上司不宜提解
，殊不知耗羨與節(jié)禮原屬相因，上司不提解耗羨
，屬官必呈送節(jié)禮
，自督司道府廳，量其權(quán)勢之重輕
，定其規(guī)禮之厚薄
，夫下既送節(jié)禮以媚上，則有所恃
，而生其挾制
，必至肆行而無忌，上既貪節(jié)禮以取下
，即有所聞
，而礙于情面亦將徇隱，而不言損名節(jié)
。敗官常脧民膏虧國帑
，實由于此。若禁止饋遺
，一概不許收受
，其不肖上司必將尋隙勒詐，別生事端
，恣其無厭之求
，即有淡薄自甘者，思欲屏絕饋遺，而上司衙門別無出息
，枵腹辦事
，反不如州縣各官，安享厚利
，誰能堪此
。
其認為“火耗銀”本就是百姓用來填補上繳給朝廷的稅銀的損耗的，所以本質(zhì)上它就是朝廷的財賦
。而朝廷之所以把“火耗銀”交由地方官自行分配
，只是因為皇帝體恤群臣，所以才允許院
、司、道
、府等衙門以盈補虧
，才默認地方官可以用其來補充其俸祿的不足，而并非是什么州縣官員應(yīng)得之物
。
因此
，如若上司不提取“火耗銀”，則屬官就必定就會送禮
，如若上司收下了這份禮物
，那他必然就會被屬官所挾制，此后對于屬觀的貪贓枉法
，礙于情面
，他們只會是徇私隱瞞，不予處理
。而一旦上司徇私枉法
，那屬官必定就會肆無忌憚的搜刮民脂民膏，虧空國家財政
。
清朝地方官畫像
而如若朝廷嚴令官員不得收禮
，那一些本就腐敗的上司定就會以各種理由去敲詐屬官，而這樣只會讓屬官變本加厲的去掠奪治下百姓
，從而去滿足那貪得無厭的上司
。而即使上司清廉，你說在微薄的俸祿下
，又被朝廷禁止收禮
，在沒有其他收入的情況下，試問
，他在看著屬官都在享受著奢侈的生活之時
，他又能堅持多久呢?
之后，高成齡就建議道：
州縣耗羨銀兩自當提解司庫
，敢憑大吏分撥
，以公眾之耗羨為公眾之養(yǎng)廉
，天理人情之至，王法所不禁也
，況耗羨提解于上
，則通省遇有不得已之公費，即可隨便支應(yīng)
，而不分派州縣
，上司既不分派，則州縣無由借端科索里甲
，是提解火耗亦可禁絕私派
，豈非因時制宜，安上全下之要務(wù)乎
，再閱條議
，謂提解火耗定限每兩若干，不得寓撫字于催科等語
，近如山西一省
，現(xiàn)將州縣火耗逐一詳查、逐一酌減
，較之昔日輕其大半
。
他認為“火耗銀”應(yīng)該上繳各省司庫，由各省督撫進行統(tǒng)一分配
，以公眾之火耗銀為公眾之養(yǎng)廉
，完全合乎情理，為王法所允許
。況且將各州縣的“火耗銀”統(tǒng)一收歸至各省司庫
，不但可方便各省的公務(wù)用度的支出，還可有效的禁絕各州縣“火耗銀”的隨意攤派
，因有火耗銀的存在
，各省一旦缺錢
，督撫就可直接調(diào)用“火耗銀” ，而無需再分攤到各州縣。由此
，若督撫不分派
，那州縣長官就沒有借口再向治下百姓索要
，而其"火耗銀"的征收也就只能按照各省所定的標準來
，如此也就能有效的降低百姓的負擔。
最后
，高成齡對“火耗歸公”給出了這樣的實施方案：
臣請皇上敕下直省督撫
，俱如山西巡撫諾岷所奏，將通省一年所得火耗銀兩約計數(shù)目先行奏明，俟年終之日
，將給發(fā)養(yǎng)廉若干
，支應(yīng)公費若干，留補虧空若干
，一一具折題銷
，則電照之下，誰能侵吞
，總之耗羨非州縣之已資
，應(yīng)聽分撥于大吏提解，乃安全之善策
，實非為厲于屬員
，臣因吏治民生起見，如果微言可采
，伏乞皇上睿鑒
，施行謹奏。
其建議“火耗歸公”應(yīng)該推行于全國
，而實施的方法就像山西巡撫諾岷所奏的那樣
，將全省一年所得的“火耗銀”的大概數(shù)目先奏明于皇帝
，而后各州縣所征收的“火耗銀”就統(tǒng)一上繳所屬省的司庫
，由各省督撫進行統(tǒng)一分配，或用于填補虧空
，或用于官員養(yǎng)廉
，或用于地方公費。而為防止有官員貪污“火耗銀”的情況
，年終時
，督撫需將發(fā)放廉銀若干，支付公費若干
，留補虧空若干等信息
，一一具體上折報銷，如若出現(xiàn)與年前所報數(shù)目嚴重不符的現(xiàn)象
，則督撫就要被嚴懲
。
如此，就在高成齡的勸說下
，雍正最終決定“期于必行”
，采納其建議和實施方案，于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下詔全國
，正式推行“火耗歸公”
。而隨著“火耗歸公”的推行，“養(yǎng)廉銀”制度自然也就隨之推行于全國。
“養(yǎng)廉銀”會被推行的原因
一
、解決官員低俸祿的問題
，從而遏制貪腐問題
對于官員俸祿的數(shù)額，清代延續(xù)明代
，實行的是“低俸祿”
，且其官員俸祿之低，較之明代更甚
。
據(jù)《清會典事例》載
，京外官各品級官員的俸祿如下：
“正、從一品
，俸銀一百八十兩
，米一百八十斛;正、從二品
，俸銀一百五十五兩
，米一百五十斛……正從七品，俸銀四十五兩
，米四十五斛;正
、從八品，俸銀四十兩
，米四十斛：正九品
，俸銀三十三兩一錢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
，從九品
，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清制
，京官的正俸由俸銀和俸米組成
，而地方官的正俸只有俸銀，卻無俸米)
。
從以上記載
，可以看出，清代官員的俸祿普遍較低
，根本就不足以支撐官員日常開銷所用
。以正七品的知縣為例，其一年的俸銀平均下來每月僅有3兩多
，知縣可不是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得銀3兩或許可支撐一月，乃至是數(shù)月
，但知縣可不行
，他不但要支付一家人的日常開支
，還要去支付師爺、衙役
、管家
、奴婢等等這些人的工資。試想
，用每月僅3兩的俸祿如何去支付這些繁重的人工費呢?“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
，尚有二十余日將忍饑不食乎”，事實上
，如若按照當時一般官員的日常開支來計算
，知縣一月的俸祿頂多只能支撐五六天。
清朝官員俸祿(清制
，京官的正俸由俸銀和俸米組成
，而地方官的正俸只有俸銀，卻無俸米)
試想
，一月俸祿僅能支撐五六天
，那剩下的二十余天該怎么辦呢?難道要餓死?或者說是過苦日子嗎?顯然不可能。那如若官員們要維持他每月的日常開支
，或者是過著更奢侈的生活
，在俸祿不足以支撐的情況下，他們會怎么辦呢?多數(shù)情況下
，他們就會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去貪贓枉法
，去收受賄賂，從而來滿足自己的日常所需
。
當時
，為了能撈取供自己奢侈生活的財富
，他們是竭盡所能的去行貪污索賄之事
，“聞向日饋送巡撫節(jié)禮諸項，正數(shù)之外
，又有堂禮
、隨禮、綢緞禮
、契食禮
。其他贊營屬印、請托題調(diào)
、扣克規(guī)例
、濫準詞訟，盈千累萬”
，當時一地之巡撫每年所收到下屬所呈送的賄賂是數(shù)以萬計
，且名目甚多
，堂禮、隨禮
、綢緞禮
、契食禮等等，總之是竭盡所能的行貪污之事
。
試想
，如若天下有近乎一半都是貪贓枉法的官員，你說這天下會怎樣?必定會動蕩不堪
，民不聊生
，于國于民都是極為不利的。于國
，貪官污吏會致使國庫空虛
，國家統(tǒng)治根基不穩(wěn);于民，貪官污吏會致使百姓生活無以為繼
，甚至是家破人亡
。因此，對于清朝統(tǒng)治者而言
，只有遏制住“腐敗”這股風氣
，讓吏治變得清明，統(tǒng)治才能穩(wěn)固
，國庫才能充盈
。
那怎樣才能遏制住腐敗呢?顯然用嚴苛的刑罰來懲治貪官，從而震懾住天下官員
，讓天下官員不敢再貪
，這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但是
，如果一味的只知道用嚴法來逼迫官員去廉潔
，卻不解決官員低俸的問題，這勢必會引起官員強烈的反彈
，他們雖不會辭官
，但也不會再為朝廷實心實意的辦事，畢竟官員連日常生活都維系不了
，他們還怎么去廉潔奉公呢?
因此
，對于清朝統(tǒng)治者而言，若想要名正言順的實施嚴苛的反腐措施
，其首要解決的就是官員的低俸祿問題
。那如何去解決呢?顯然直接增加官員的俸祿這是不可能的，畢竟至雍正時期
，清朝國庫已是接近枯竭
，連官員那微薄的俸祿都已經(jīng)快發(fā)不出了
，又如何再去增發(fā)官員的俸祿呢?由此，正是基于此
，“養(yǎng)廉銀”這種類似于我們現(xiàn)在年終獎的制度就隨之應(yīng)運而生
。
首先，“養(yǎng)廉銀””的發(fā)放
，是基于“火耗銀”的
，而不是基于國庫的，“火耗銀”本就不屬于朝廷
，所以它的支出影響不到朝廷的財政收入
。其次，“養(yǎng)廉銀”不是正俸
，而是獎金
，這就便于朝廷對其進行管理，發(fā)多少
，怎么發(fā)
，何時發(fā)，何時不發(fā)
，完全就由朝廷說了算
，朝廷可以隨時更改，而不似正俸
，什么都是規(guī)定的死死的
，朝廷幾乎很難對其進行更改。因此
，以“養(yǎng)廉銀”的形式來解決官員低俸祿的問題
，這無疑是最佳的選擇。
清朝地方官的“養(yǎng)廉銀”數(shù)額
二
、改革“火耗銀”的需要
，減少官員對改革的抵觸心理
清代，因“火耗銀”并非是正稅
，而是附加稅
，所以朝廷并未規(guī)定它的征收數(shù)額
，數(shù)額多少有地方官員自行決定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應(yīng)該征收多少就能征收多少。由此
，這就不可避免的會發(fā)生
，地方官員為滿足自己奢侈無度的生活，去加重“火耗銀”的征收
，從而加重百姓的負擔
，直至百姓被逼的家破人亡
。
那地方官對治下百姓的“火耗銀”的征收到底有多繁重呢? 以雍正初年為例，據(jù)《清史稿》所載：“查秦省州縣火耗
，每兩有加二三錢者
，有加四五錢者”，僅陜西一帶
，其地方官征收“火耗銀”的數(shù)額少者二三錢
，多者四五錢，其比例最高達正稅的50%
，其火耗銀之繁重可想而知
。試想，百姓既要承擔本就已繁重的正稅
，又要承擔如此繁重的火耗銀
，他們怎受得了?一旦百姓受不了，其必然就會出現(xiàn)“官逼民反”的局面
，而如若任由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
，清朝必定陷入滅亡的邊緣。
雍正即位后
，他深知如若再不限制地方官對于“火耗銀”的濫征濫派行為
，則國本必不穩(wěn)。由此
，雍正元年元旦
，雍正即在昭諭地方官員的文告中說道：“如今錢糧火耗，逐漸增加
，民脂民膏
，胺削何堪”，此時雍正顯然已經(jīng)開始有了開始改革“火耗銀”的意圖
。
然而
，改革“火耗銀”，將其歸公于朝廷
，這絕非易事
，畢竟自明萬歷以來，其百年間
，“火耗銀”皆為州縣長官所私有
，從未被朝廷所有。況且
，當時“火耗銀”又是朝廷默認的給予官員的一種俸祿上的補充
，康熙就曾說：“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各官供應(yīng)差使
。故于正項之外略加些微
，以助常俸所不足
，原是私事”。因此
，雍正驟然間若實施“火耗歸公”
，則朝堂局勢必定不穩(wěn)，地方更會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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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再不改革
，天下又必定會大亂，如此雍正可謂是兩為其難
。
恰好
，就在雍正為難之時，山西巡撫諾岷和布政使高成齡所建議實施的“養(yǎng)廉銀”制度
，卻給了雍正一個可以改革火耗的機會
。“養(yǎng)廉銀”的出現(xiàn)
，讓官員在被切斷對于“火耗銀”的私有之后
，可以繼續(xù)獲得不菲的收入，督撫至少可獲銀1.5萬兩
，而州縣長官至多也可獲2000兩
，有了這筆費用，雖不能滿足他們奢侈的生活
，但卻可保他們生活無憂矣
。由此，在官員有了生活的保障后
，雍正“火耗歸公”的推行雖然依舊會遭受到官員的阻攔
，但阻力卻是少上許多。
清代部分職位品級所得“養(yǎng)廉銀”之數(shù)額
“養(yǎng)廉銀”的覆蓋范圍
，及發(fā)放數(shù)額
初
，雍正所推行的“養(yǎng)廉銀”制度，其只針對督撫以下的地方主官
，也就是上至總督
，下至知縣(不包括縣丞、同知
、通判等佐貳雜職)
，卻不針對京官。但是
，在實行不久
，因京官未被納入到“養(yǎng)廉銀”的發(fā)放范圍中，所以致使京官與地方官的俸祿開始出現(xiàn)嚴重的失衡
，京官與地方官的沖突開始加劇
。
此時地方官若進京辦事，京官們對其是進行層層盤剝
，“外省各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