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jiǎn]：一個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1894年9月
，中日爆發(fā)甲午海戰(zhàn)。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移駕紫禁城，滿朝官員都出城迎駕
。當日
，恰逢暴雨
，路面積水頗深
，文武百官個個匍匐路旁
，衣帽盡濕
。百官之中
，有一人目睹此景，心如死灰
。多年后
，他說，就在那一刻
，“三十年科舉之幻夢
，于此了結”。
其實
，滿朝文武中最不應該有這種念頭的就是他了
，因為就在幾個月前，他剛剛“大魁天下”
，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狀元
。而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一年后
，這個叫張謇[jiǎn]的江蘇南通人宣布放棄仕途
，轉(zhuǎn)而去做一個商人。
狀元下海辦廠
，是千百年來一個天大的新鮮笑話
。自從唐太宗李世民完善科舉取士以來，蟾宮折桂是中國書生一生中最大的榮耀
。然而
，張謇經(jīng)商卻顛覆了所有的榮光。
張謇經(jīng)商的動機
，與賺錢無關
。他出身農(nóng)家，苦讀成名
，有過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
。當狀元時，他已年過不惑
，自然不再年少輕狂
。早在1886年左右
，他就產(chǎn)生過“中國須振興實業(yè)，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想法
。他還曾替張之洞起草過《條陳立國自強疏》
，明確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
在一篇晚年自敘中
，他回顧說：“張謇農(nóng)家而寒士也
，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yè)則必與富人為緣
，反復推究
，乃決定捐棄所持，舍身喂虎
。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
，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愿可達而守不喪
。自計既決
，遂無反顧?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br/>張謇要辦一個紗廠
，他起名為大生，其意源自《易經(jīng)》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
狀元辦廠
，雷聲很大，但實際上很窘迫
。他的創(chuàng)業(yè)資金只有區(qū)區(qū)2000兩白銀——其中700兩是向朋友借墊的
。所以，大生紗廠從一開始就很有現(xiàn)代企業(yè)的氣息
，他擬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紗絲廠集股章程》
，公開向社會集股。
結果很不理想
，很多人并不信任這個從來沒有經(jīng)過商的書生
，甚至有人問他：“什么是工廠？”
到1896年年底
，辦廠的錢才籌了不到8萬兩
。這時，對張謇頗有好感的兩江總督
、南洋大臣劉坤一提出
，國營的南洋紡織局有2萬多錠積壓已久的紗機，可以將這些設備折成官股，與張謇搞一個“官商合辦”
。這批英國造的機器已在上海碼頭擱置5年之久，日曬雨淋
，連包裝木箱都破了
，機器零件銹壞的有十之三四，光是搬運和除銹就花去6000兩
。走投無路的張謇咬牙接下這堆機器
。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的股本定為50萬兩
，其中
，2萬官錠折價官股25萬兩，他再另籌25萬兩社會資金
。
就在這時
，作為江蘇同鄉(xiāng)的盛宣懷答應幫他籌集資金，二人還簽署了《通滬紗廠合辦約款》
，誰知最后
，盛宣懷卻是一分錢也沒有兌現(xiàn)。張謇對此大為惱火
，從此對官商絕了念想
。
直到1899年夏天，大生紗廠才籌足資金開了工
。5月23日
，第一批白棉紗出了廠，當日開動紗錠6000錠
。到1900年2月
，大生紗廠就賺回利潤2.6萬兩白銀。
張謇天生有管理和經(jīng)商之才
。在大生紗廠創(chuàng)辦之初
，他親自執(zhí)筆撰寫《廠約》，對自己和幾個董事做了分工
，各人均有明確的職責
，獎罰措施、利潤分配方式等都有具體規(guī)定;每天下午兩點各部門主管舉行例會
，有什么問題都及時在例會上討論解決
。有趣的是，《廠約》細到對招待客人時點幾個小菜都有規(guī)定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稄S約》之外還有25個章程，規(guī)矩達195條。這在當時
，恐怕已是中國人自辦企業(yè)能達到的最高水準
。
在紗廠正常生產(chǎn)后，為了降低棉花的收購成本
，張謇接著創(chuàng)辦了通海墾牧公司
，開始自己種棉花。接著
，他又陸續(xù)開辦廣生油廠
、復新面粉廠、資生（鐵）冶廠
、阜生蠶桑染織公司
、澤生水利公司、大達內(nèi)河輪船公司
、大生輪船公司等
。這些企業(yè)都與紗廠有產(chǎn)業(yè)上的關聯(lián)性：辦廣生油廠是要利用軋花下來的棉籽;辦大隆皂廠是為了利用廣生油廠的下腳油脂;辦大昌紙廠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腳飛花利用起來，為大生紗廠生產(chǎn)包裝紙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紙;辦復新面粉廠是因為大生紗廠有富余的動力
，而且每天漿紗織布需要大量面粉;辦輪船公司是因為大生紗廠的運輸需要;辦懋生房地產(chǎn)公司是因為外來人口漸多需要住房;辦鐵廠則是為了制造織布機
、軋花車等設備。
如此完備而精妙的產(chǎn)業(yè)鏈打造
，完全是大工業(yè)制造的理念
，不但在當時的中國絕無僅有，在百年后的今天
，仍是商業(yè)戰(zhàn)略上的正道
。
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fā)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提出的口號是“扶清滅洋”
，他們宣稱穿上一件畫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種“神水”后就可以刀槍不入。慈禧太后居然相信這是真的
。她下詔向各國宣戰(zhàn)
，號召“義民成團，藉御外侮”
。
當時
，李鴻章被派到廣東任總督，張之洞任湖廣總督
，劉坤一任兩江總督
，袁世凱任山東巡撫。張之洞在圣旨下達同日
，電奏朝廷
，“懇請嚴禁暴民
，安慰各國，并請美國居中調(diào)?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李鴻章更絕，他徑直對轄內(nèi)官員說
，北京的電報發(fā)錯了
，“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但是，大家對如何解決危機仍束手無策
。
這時
，盛宣懷提出“東南互保”方案
。具體來說
，就是四大總督向各國公使保證，他們將“奉詔”自保疆土
，長江及蘇杭內(nèi)地的外國人生命財產(chǎn)
，由各督撫承諾保護;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財產(chǎn)，則由各國共同保護
，“此疆爾界
，兩不相擾”。
互保方案明顯與慈禧的宣戰(zhàn)圣旨相悖
，依清律
，是大逆不道的滅門大罪。盛宣懷斗膽提出
，居然得到李鴻章
、張之洞等人的響應。
在南通辦紗廠的“狀元企業(yè)家”張謇
，得聞此議
，也非常認可，并積極參與促成
。幾位總督中
，劉坤一最為首鼠兩端，他對形勢判斷不清
，與李
、張等人又有心結和矛盾。這時
，出面勸說的
，是跟他交情最深的張謇。
盛宣懷則連日周旋在各國公使中。經(jīng)過盛
、張等人的努力
，在北京硝煙彌漫的時候，南方終于沒有發(fā)生戰(zhàn)事
。
“東南互?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痹谥袊问飞鲜且粋€標志性事件，圣旨被當成“亂命”
，意味著清廷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已經(jīng)瓦解
。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近現(xiàn)代史上
，新興的企業(yè)家階層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現(xiàn)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他們的成功，得益于開明理念
、社會聲望
、在商業(yè)實務上的積累以及獨特的妥協(xié)智慧。
1900年之后
，張謇的大生紗廠進入全盛期
，不過作為士商代表的他志不在此。他決心從實業(yè)
、教育入手
，在民間層面實現(xiàn)自己改造社會的理想。
1903年開春
，張謇在南通創(chuàng)辦小學
，那時普遍都叫“學堂”，張謇稱“學?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10年后，新生的民國教育部才通令全國一律改稱學校
。張謇的小學分為本科和講習科
。本科生復試的試題是他親自擬的，經(jīng)義兼國文的題目是“先知先覺釋義”
，歷史題為“三代學制大概”
，地理題為“中國生業(yè)物產(chǎn)大概”，還有兩道算術題
。
據(jù)記載
，考試那天，大雨滂沱
，學生都是撐著油紙傘來的
，監(jiān)考的教習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學者王國維
。張謇佇立校門，淋雨迎候每一個學生
。
他為學校立的校訓是：“堅苦自立
，忠實不欺?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睘榱颂岣呓處熓杖?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有一年，他在一次股東會上提議
，把旗下一家墾牧公司原來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
，多出的近千股，給南通師范學校450股
，公司職員460股
。
南通原本是一座偏處一隅的小城，在張謇辦廠之前
，城內(nèi)人口不過4萬
，沒有任何工業(yè)
，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
。
隨著張謇的企業(yè)日漸增多，荒蕪的城南竟?jié)u成氣象
。南通舊城內(nèi)民房矮小密集
，街道狹窄，只能通人力車;南邊的新城則道路寬廣
，可通汽車
，沿著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師范
、圖書館
、博物苑、更俗劇場
、南通俱樂部
、有斐旅館、桃之花旅館
，以及女工傳習所
、通海實業(yè)銀行、繡織局等公共設施及企業(yè)比鄰而興
，南通向外界展示著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
張謇經(jīng)商一生，所積財富數(shù)百萬兩
，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設
。他平常的生活十分儉樸
，每餐不過一葷一素一湯，沒有特別客人
，不殺雞鴨
。1903年，他應日本博覽會之邀去日本考察
，買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艙客票
。有人驚訝于他的節(jié)儉，他答曰：“三等艙位有我中國工
、農(nóng)
、商界有志之士。一路與他們敘談振興實業(yè)之大事
，乃極好良機
，求之不得?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br/>1911年10月10日深夜
，張謇在漢口登上“襄陽丸”返滬。當時
，大生紗廠的湖北分公司剛剛開業(yè)
，他是來參加開工儀式的。輪船開動時
，他站在甲板上
，看到長江對岸的武昌城內(nèi)火光沖天，聽到槍聲此起彼伏
。沒有人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情
，他囑咐水手加速離去。
從留存至今的記錄看
，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發(fā)的當世大企業(yè)家
。
作為立憲派的民間領袖，張謇此前一直反對革命
。但是
，隨后的形勢發(fā)展完全出乎預料，他的兩位最親密的立憲派同黨湯壽潛和程德全相繼在浙江
、江蘇宣布獨立
，張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現(xiàn)實
。他致電袁世凱說：“今則兵禍已開
，郡縣瓦解。環(huán)顧世界
，默察人心
，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
，趨勢然也?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焙芸?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他與上海的同盟會取得聯(lián)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黨前往南通
，成立通州軍政府
，宣布和平光復。
張謇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第一屆實業(yè)總長
，1912年1月3日
，他以這個身份與孫中山對談政策。這也是他們的第一次交談
，他在當天日記中對孫中山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不知崖畔
。”
“崖”就是邊際的意思
。這話就是說
，他覺得孫中山?jīng)]有實際辦過實業(yè)，把事情想得過于簡單和浪漫
。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
，以為一革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
。實際上當時政令都出不了南京
，軍餉也發(fā)不出來
。
1915年
，張謇再度被袁世凱任命為農(nóng)商總長。
他就任農(nóng)商總長后就發(fā)布公告：從今天開始
，凡隸屬本部的官辦企業(yè)全部停辦
，改由招商承辦;一些大宗的實業(yè)，比如絲
、茶
、機械等，一兩家私人公司無法經(jīng)營的
，但其重要性關乎社會農(nóng)商業(yè)的進步
，那么，可由官方先做規(guī)劃
，然后交由民營
。其思路脈絡，與日本明治維新的主張基本偶合
。
張謇的實業(yè)在1914年前后達到巔峰
。當時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歐洲列強陷入混戰(zhàn)
，無暇東顧
，中國的民族企業(yè)獲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機會。
張謇的大生紗廠是最重要的棉紗制造集團
，在1918年
，大生兩家工廠的利潤率都超過100%，1919年
，兩廠盈利高達380多萬兩白銀
，創(chuàng)下最高紀錄。當時
，大生股票是最搶手的股票
。據(jù)時人回憶：“一股100兩銀子，紅利最高可達一股20兩
，一些股金多的投資者
，得到的利息甚至要用車子推?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睆?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
，大生兩廠的利潤累積超過1000萬兩白銀。
中國人向來有“修身
、齊家
、治國、平天下”的濟世理想
，對企業(yè)家來說
，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
。在這方面
，張謇是一個值得推崇的典范。從1903年開始
，他就致力于家鄉(xiāng)南通的城市建設
，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公共事業(yè)上。
1920年
，一位訪問者描寫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
，我們就已感受到它的現(xiàn)代氣息了。大道旁柳樹成行
，滿載面粉
、棉花的卡車，以及滿載旅客的汽車在奔馳
，高聳林立的煙囪在冒著煙
，工廠的機器轟鳴聲在回響
。在江岸邊建有現(xiàn)代化的碼頭和倉儲設施，通過現(xiàn)代化的公路和運河
，運輸線四通八達……”
上海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主筆J.B.鮑威爾也是在這一年到訪南通
，他將南通稱為“中國大地上的天堂”;1922年，中國科學社在南通舉行年會
，梁啟超到會
，他稱南通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文學家魯迅的朋友、日本人內(nèi)山完造稱南通是一個“理想的文化城市”
。
同年
，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
，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
，張謇得票最高。這一年
，張謇過了他的70歲大壽
。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歐洲各國進入戰(zhàn)后復興
，中國再次成為被爭奪的市場
，加上農(nóng)產(chǎn)品連年歉收，各種原材料價格大漲
，脆弱的民族產(chǎn)業(yè)受到嚴重沖擊
。其中，最慘的是之前發(fā)展最快的棉紡業(yè)
。從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
，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價格上漲了73%，廠家不堪其重
，爆發(fā)了紗廠危機
，到1924年年初
，1/3的上海紗廠停產(chǎn)歇業(yè)
。
在這場危機中，最轟動的事件便是張謇的破產(chǎn)
。
晚年的張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務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設
，到1925年，大生集團已經(jīng)資不抵債
，光是大生紗廠一廠的債務就已經(jīng)高達906萬兩白銀
，張謇被迫把苦心經(jīng)營的全部企業(yè)交由債權人接辦。
自企業(yè)虧損之后
，種種流言四起
，每次開股東會
，他都不得不面對指責，好幾次會議不歡而散
。在一封寫給股東的信中
，張謇十分無奈地說，自己已70多歲了
，為人牛馬30年
，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集團的債務
，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
。他還給自己在狼山選了一塊墓地，自擬對聯(lián)：“即此粗完一生事
，會須身伴五山靈
。”墓上不銘不志
，只簡單地刻著“南通張先生之墓闕”
，沒有頭銜，沒有裝飾
。
在生命的最后一個月
，他還去視察江堤，為鹽墾事業(yè)做最后的努力
。因勞累過度
，他發(fā)起高燒，1926年7月17日
，一代“狀元企業(yè)家”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
。
春與人俱老，花隨夢已空
。張謇的破產(chǎn)和去世
，意味著士商時代的一去不返，此后
，中國商界再沒有出現(xiàn)如他這樣具有公共影響力的全才型人物
。胡適為他的傳記作序言，稱他是“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毛澤東則說：“中國的民族工業(yè)有四個人不能忘記
，輕工業(yè)不能忘記張謇，重工業(yè)不能忘記張之洞
，化學工業(yè)不能忘記范旭東
，運輸航運業(yè)不能忘記盧作孚。”
張謇不能被忘記的
，又何止輕工業(y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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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一個總能在壞局勢里發(fā)現(xiàn)變革契機的商人
歷史 是底層 社會 漸漸推動的
，但 歷史 的巨變一定有英雄偉人登高一呼
，張謇（jiǎn）、張詧（chá）
，就是近代中國大轉(zhuǎn)型時代的代表人物
。
中產(chǎn)階級的胸襟與力量
在過往的幾十年里，我們一貫認為：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具有兩重性
，即革命性和妥協(xié)性
。在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所謂封建統(tǒng)治者的雙重壓迫方面，中國資產(chǎn)階級具有革命性
，但在發(fā)展生產(chǎn)賺取利潤方面
，中國資產(chǎn)階級又具有明顯的妥協(xié)性，就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所謂封建統(tǒng)治階級進行妥協(xié)
。
其實
，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 歷史 ，我們應該承認
，正是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每每引領中國 社會 往上走
，正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從 社會 邊緣階級逐漸成為 社會 重心，引領 社會
，穩(wěn)定 社會
，使中國 社會 在過去兩百年的轉(zhuǎn)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波折和震動。
所謂中國民族資產(chǎn)階級就是中國的商人
，近代中國商人是從傳統(tǒng)中國商人轉(zhuǎn)化而來的
，如果一定要說還有什么新因素的話，就是近代中國商人有一大部分來自買辦
，或者與外國商業(yè)資本有生意往來
，或受外國商人重大影響，逐步與國際商業(yè)資本接軌或相關聯(lián)
。
與國際商業(yè)資本密切接觸
，導致近代中國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國際視野和世界意識。所以
，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在洋務運動一再強調(diào)中體西用的艱難政治氛圍中卻依然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立場
，依然勸說政治上的統(tǒng)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強之本并不是單純的科學技術，而是有一套完整的體制
、文化作為依托。在這批“洋務思想家”中，王韜
、馮桂芬
、馬建忠、薛福成
、鄭觀應
、陳熾、何啟
、胡禮垣
、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經(jīng)歷
，他們或與商人有著密切關聯(lián)
，或本人就是大商人。他們在全 社會 近乎一致?lián)碜o“中體西用”這一中國特色的時候
，大膽向 社會 傳遞正確的聲音
，指引中國 社會 朝著正確的方向發(fā)展，這是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最值得夸耀的東西
，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們重新認識的東西
。
張謇作為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杰出代表，堅守改革
，不到絕望之時絕不輕言放棄
；當革命呼之欲出勢如破竹無法阻擋時，張謇又能順應大勢
，引領變化
，既不為舊制度殉葬，也不讓 社會 持久動蕩
、秩序失范
。這是那個時代中產(chǎn)階級的胸襟和力量。
中國唯一的出路在于君主立憲
在甲午戰(zhàn)前的很長時間
，張謇以舉人的身份混跡于軍界
、官場。張謇出身平民
，沒有奧援
，無可憑借，在官場和軍界很難有機會出頭
，盡管他在吳長慶幕府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非凡的能力
，甚至獲得李鴻章、張之洞
、翁同龢
、潘祖蔭等高級官員不同程度的青睞
，但張謇像康有為、嚴復等人一樣深知
，決定自己在官場能走多遠的關鍵
，是能否獲取功名。沒有功名
，在那個特殊的“唯精英體制”中
，很難有多大出息。所以
，在獲取功名前的二十六年間
，張謇二十多次進出考場，直接消耗在考場上的時間就有一百多天
。
張謇中狀元的那一年正值甲午
，中國先前數(shù)十年的繁榮發(fā)展終于沒能經(jīng)得起戰(zhàn)爭的考驗，與日本的一場有限戰(zhàn)爭將中國打回原形
。痛定思痛
，中國人開始了一段新的航程。甲午戰(zhàn)爭結束不久
，張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憲體制
，就期待將這個體制引進中國。當日俄戰(zhàn)爭開打之后
，張謇更意識到中國的唯一出路在于君主立憲
，在于重構中國的政治架構。為此
，張謇付出巨大努力
，策動晚清政治變革，促使清廷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zhuǎn)變
。1895年
，張謇列名上海強學會，積極投身維新運動
，深度介入1898年變法運動
、1900年東南互保。1901年
，清廷新政重啟后
，張謇理所當然又成為新政以及稍后的君主立憲運動的先驅(qū)。
周旋于朝廷與立憲黨人之間
，豈能“在商言商”
晚清憲政改革盡管出現(xiàn)諸多狀況
，但大體上說，攝政王1908年接手后
，繼續(xù)沿著1906年開啟的預備立憲路線圖前行
。至1911年5月8日
，清廷按照調(diào)整后的規(guī)劃如約宣布第一屆內(nèi)閣組成名單；宣布內(nèi)閣官制
；宣布裁撤舊有之內(nèi)閣
、軍機處及會議政務處
；宣布設立弼德院
、軍諮府。如果熟悉甲午之后十幾年的中國政治改革史
，就知道這幾點宣布確實不容易
。
中國的悲劇在于，奮斗多年的憲政還沒有完全成立
，就發(fā)生了“憲政危機”
。第一屆責任內(nèi)閣的十三人中，竟有九名來自皇室或貴族
，因而被 社會 各界調(diào)侃為“皇族內(nèi)閣”或“親貴內(nèi)閣”
。面對如此困局，中國資產(chǎn)階級并沒有失聲妥協(xié)
，更沒有以“在商言商”自律
，而是通過各種方式表達政治訴求，要求清廷重回憲政改革正軌
。面對政治逆流
，張謇憂心如焚，他擔心中國人奮斗多年爭取來的憲政很可能功虧一簣
、付諸東流
，遂至上海找憲政同仁湯壽潛、沈曾植
、趙鳳昌諸公商量
。他們聯(lián)名上書攝政王載灃，“切箴之”
，更引咸同年間故事
，勸攝政王要像慈禧太后、恭親王那樣
，展示博大胸懷
，重用曾國藩、左宗棠
、李鴻章那樣有學問有閱歷的漢臣
，不要為滿洲貴族一己之私而丟掉天下。張謇等人的書面勸說并沒有起到作用
，各地立憲黨人不同方式的抗爭也收效甚微
。清廷援引《欽定憲法大綱》
，以為用人行政為君主大權，他人不得干預
。攝政王其實忘記了此時的君主與《欽定憲法大綱》頒布時的君主并不是一碼事
。政治危機越演越烈，如何化解危機
，各方面矚目于張謇等“中產(chǎn)階級”：立憲黨人希望張謇利用“權勢”勸說朝廷重回憲政正途
；朝廷希望借重張謇等人的聲望平息民眾不滿，恢復秩序
。
朝野都希望張謇能到北京實地觀察
，親身驗證朝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立憲誠意，以此決定各省咨議局的“國是”立場
。
各方面的勸說打動了張謇
。1911年6月8日，張謇一行風塵仆仆抵達北京
，展開了一場風風火火的勸說活動
。
在北京，張謇受到高規(guī)格禮遇
，短短幾天時間
，與攝政王、慶親王以及端方
、那桐
、載澤、載洵
、載濤
、徐世昌、盛宣懷等人輪番會面
，張謇始終本著“陳說民隱”的宗旨
，就時局危機表達自己的觀點。張謇的觀點受到了主政者的賞識
，很快就有人動議任命張謇出任要職
，或以“賓師之位”，或任內(nèi)閣秘書長
。張謇聞訊堅決拒絕
，他的理由是自己十幾年來第一次回京，是受東南各界委托表達憲政關切
，現(xiàn)在如果“得官而去”
，與其做人宗旨相悖，無論如何難以接受
。
張謇的態(tài)度使他的威望更上一層
，使他在與清廷諸公談話時更加自信和坦然
。在與攝政王談話時，張謇明確表示
，中國的政治改革始于戊戌
，“今世界知中國立憲，重視人民
，皆先帝之賜”?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F(xiàn)在的中國已經(jīng)到了收獲改革成果的季節(jié)，絕不應讓一些程序性的細節(jié)破壞政治的良性發(fā)展
。他建議攝政王周咨博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