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何如此排斥儒學背后原因是什么

朱元璋為何如此排斥儒學背后原因是什么

跟著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朱元璋。

眾所周知，由明太祖朱元璋打下的大明江山，是在推翻了蒙元政權的殘暴統(tǒng)治后建立起來的，再加上朱元璋本人十分體諒天下黎民百姓，所以在其執(zhí)政期間，也獲得了老百姓的大力贊賞。

當然了，對于官吏們而言，給老朱辦事，當真是印了那句“伴君如伴虎”的俗語。因為朱元璋時期，他大力整治貪腐現(xiàn)象，甚至一人貪之，無辜之人都很有可能受到牽連。舉個例子，倘若朝廷中有一名大官因貪腐被斬首，恐怕從中央到地方，會有近萬人受誅。

在明初，朱元璋除了對官僚集團貪腐問題大力嚴整之外，還對“衍圣公”，即孔子的后代也是十分排斥的，甚至發(fā)展到對整個儒學的厭惡。要知道，他可是曾經將孟子踢出受祭祀的先賢隊伍，而且，經由老朱手中的儒學經典，尤其是《孟子》一書，但凡與他思想不相符合的，在當時則是能刪就刪，不能刪的直接列為禁書。所以，朱元璋統(tǒng)治時期，也堪稱是儒學發(fā)展過程中除秦始皇時代的又的一大低谷。

那么，朱元璋為何如此排斥儒學呢?

首先從歷史角度出發(fā)，根本原因就是和朱元璋大力推崇的中央集權有著密切聯(lián)系。其表現(xiàn)為政治獨裁，大搞文化思想專制。所謂中央集權，就是代指皇權至尊，天下萬事皆由皇帝一人說了算，即法家所提倡的“獨視獨斷獨聽”。但反觀儒學，盡管儒家也提倡忠君愛國的思想，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上，更是建立在以民為本的執(zhí)政理念之中。要知道，孟子就曾提出過：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為政理念。

然而，這種仁政的理念，與朱元璋所加強的中央集權下的君主專制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畢竟朱元璋信仰的是“君讓臣死，臣不死不忠”(此為漢朝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學觀念)的理念，你儒士再大肆談論前秦儒學“君敬臣則忠，君不敬則臣叛”的理論，明顯就是往槍口上撞。所以，朱元璋排斥儒學(尤其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學)，正是因為他認為儒學宣揚的仁政理念，與當時的為政理念不同，故而必須鉗制天下儒士的思想。

但從史料的記載中來看，朱元璋之所以排斥儒學，除了根本原因，同樣也存在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就比較有意思了，因為直接原因的起源，則和明朝第一謀士劉伯溫聯(lián)系極為密切。

據(jù)說當年劉伯溫有一次面見朱元璋，正好提及了儒家經典《論語》的問題。按照劉伯溫的說法，既然古人說憑借半部《論語》就可以治理天下，那么為何千百年來，無一個儒士成為皇帝呢?由此觀之，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簡直就是無稽之談。

當然了，劉伯溫之所以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也并非無中生有，而是他早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朱元璋對儒學的態(tài)度，只不過他作為朱元璋手下的謀士，需要為主子排解一切困難，這才想了如此一個方法，給了朱元璋一個借口，從而對儒學進行了大力壓制。因此，我們可以相信劉伯溫的本意并非如此，只不過是當時的情勢使然罷了。

細數(shù)朱元璋的優(yōu)秀之處

因為最近一本不是那么枯燥的書對明代歷史的簡述，讓大家對明朝這個王朝有了更全面的看法，按道理來說大家對朱元璋的印象應該變的更加全面，更加豐富，但事與愿違，大家對朱元璋的印象還是停留在那個殺人如麻、殘酷血腥之中。到底是怎么回事讓朱元璋的血腥形象那么的深入人心呢，以至于大家看完較為客觀的書籍也不能對其有一個客觀正確的全面的認識呢。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觀念，當初的清朝歷史學家對朱元璋的片面的評價"靠功臣打下一片天下，天下平定之后就開始殺天下人，他的殘暴是違背儒學思想的，應該受到譴責"。但今天我們就要來為這位明朝的開國皇帝來正名。大家知道的都認為朱元璋是乞丐起家，所以他也就一直是乞丐。但其實不然，朱元璋小時候還是跟家人在一起快樂的生活的，他們家一家人在一起還是開心的，他也去給地主家放牛來補貼家用，可是后來自然災害爆發(fā)，他的家人都死了他們家就只有他一個了，他就做了和尚，后來才走上了乞討之路的。在他還沒參加義軍之前，國家處于水深火熱中，不光有外族侵犯，皇帝對人民的壓迫也到了極致。人民在這樣的社會下生活的格外艱苦，所以這段時光對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也是影響他最深的一段經歷。他深知要想國家強大就必先統(tǒng)一，所以在他登基之前，就提出了要大敗胡人統(tǒng)一國家的口號，這在歷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然后他以身作則帶領大軍收復了北方，建立了明朝。統(tǒng)一中國是多么偉大的成績，但在人們提及朱元璋時卻總是被忽略掉。

朱元璋小時候的農民生活讓他深知農民的不容易，也知道農民才是國家的主體。所以他在建立了明朝之后以及他在位的整個期間一直很重視農業(yè)的發(fā)展。他頒布了一系列法令來鼓勵人們開墾荒地，提倡農民都要有地可種。不光如此他還動員農民不光要種糧食，還要種一些桑樹和棉花等。為了利于農業(yè)的發(fā)展，他還用國庫的資金來修建水利工程，方便農民。為了使人民的日子過的更好，不再因為溫飽問題而煩惱，他竟然在建國之時就降低了農民的稅收?？傊煸白隽艘幌盗欣谵r民發(fā)展的事情，這才為明朝的強大打下基礎。這樣一個心系群眾的好皇帝怎么能被評價的那么惡劣呢。

朱元璋知道光改善了農民的生活不行，得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處境，于是他開始在朝廷實行改革。打擊貪官污吏，懲罰鄉(xiāng)紳惡人，為了有威懾力他還曾經在上朝時在文武百官面前打死了不少名門貴族里面的有罪之臣。他還為了獲得更多的能人志士而大興科舉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不少朝堂之中的貴族守舊勢力。

除了在農業(yè)和政治方面朱元璋有所作為以外，他還整改了文化教育方面。他重整了禮儀修訂了禮俗。他廢除了蒙古和胡人的禮儀習俗，恢復了漢人的禮儀，比如說叩拜方式。不僅僅如此，他還禁止使用胡人的姓氏等等，但這也使得許多漢人的復姓遭到了懲罰。他對文化頒布的措施使得漢人徹底的成為了漢人，擺脫了蒙古及胡人的影響。

總之朱元璋在位期間無論是從政治還是文化亦或者是經濟，都讓明代成為了一個開明及經濟強大的大國。但由于他的措施威脅到了以前貴族的利益，那么他就勢必會遭到非議。沒有什么改革能順順利利的進行，改革的道路總是曲曲折折的。貴族在朱元璋整治朝廷之時就受到了莫大的威脅，他們的權利既然不能跟朱元璋抗衡，那他們只能靠輿論取勝，于是民間就有了朱元璋一些不好的言論，這些言論可能就是一直影響我們對朱元璋的評價的言論，穿越千年，一直影響著朱元璋的形象。不光如此，朱元璋對文化和教育的一些改革還觸碰到了一些胸無大志只會紙上談兵的文人的利益，于是他們就動用自己手中的筆來表達自己的不滿，這些不滿在當時可能微不足道，但在今天卻是人們對朱元璋認識的可靠的一個證據(jù)，所以大家也就會覺得朱元璋并非明君。

其實朱元璋的殘酷多疑也是有原因的，他小時候顛沛流離的生活造成了他不會輕易相信別人的性格，也培養(yǎng)了他弱者就要被消滅的意識，所以對于他的一些殘暴行為我們應該給予剖析解讀，而不是一味的批評。而他在執(zhí)政前期的殘暴可能大多數(shù)都是為了國家的發(fā)展和百姓的生計，這難道我們也要給予怪罪嘛。至于他在執(zhí)政后期的暴虐則是為自己的孫子朱允炆的繼位而打下基礎，畢竟他的孫子是一個比較仁慈，不是很能壓得住奸臣的人。

明太祖對儒家學說的態(tài)度？

在中國歷史上，以布衣起事而成功地開創(chuàng)了一代帝王之業(yè)的，大約只有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劉邦以馬上得天下，又以《詩》、《書》安天下而出名，朱元璋所不同者，是他居馬上搶攘天下之時即已注意《詩》、《書》，重視發(fā)揮儒家學者的作用。正如《明史?儒林傳序》所說：“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征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guī)。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為無助也?！?
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在濠州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起義。十四年（1354），他帶領徐達、湯和等24人離開濠州，自謀發(fā)展。從而開始其自創(chuàng)事業(yè)的艱難歷程。
朱元璋一開始就注重網(wǎng)羅儒者文士。早在渡江前，他即已征用馮國用及其弟國勝、李善長等人，充分發(fā)揮他們的作用。馮氏兄弟“俱喜讀書，通兵法，元末結寨自?！保ā睹魇贰肪硪欢拧恶T勝傳》）。朱元璋進軍滁陽，途經妙山時，馮氏兄弟“著儒服”來見，朱元璋謂：“若書生耶？試為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仿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群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焦竑編：《國朝獻征錄》卷六王世貞《宋國公馮勝傳》）。朱元璋遂令其為幕府參謀，計議大事（1）。不久，定遠人李善長也到軍營求見。他“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初謁朱元璋，即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載成帝業(yè)。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同上），殷殷期其成為當今的漢高祖劉邦。朱元璋對他甚為信任，留在幕府掌書記。
渡江后，朱元璋更大力羅致人才，“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盡用之”（劉辰：《國初事跡》）。至正十一年（1355），兵克太平，儒士陶安、李習、潘庭堅、梁貞等出城迎接。陶安，博涉經史，尤深于《易》，與朱元璋語，甚合其意，遂留參幕府，拜左司員外郎，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李習，自幼老成持重，治《尚書》，又旁通群經，攻性理之學，被朱元璋用為太平府知府；潘庭堅，元末用薦為富陽縣學教諭，朱元璋任之為太平府儒學教授，次年取金陵后改為中書博士；梁貞，元至正中為國子監(jiān)生，后由國子伴讀授太平路儒學教授，見朱元璋時，所言輒援《詩》、《書》，被命為江南行省都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軍取金陵，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余人，各授官職。又因秦元薦而以書聘陳遇。陳遇，博通經史，尤邃于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朱元璋稱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實我良輔”（《國朝獻征錄》卷一一六陳鎬《陳靜誠先生遇傳》）。他與朱元璋相見后，希望其“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先王禮樂為首務”（《明史》卷一三五《陳遇傳》），被命籌帷幄，諸計劃多秘不傳。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問：“漢高帝、光武、唐太祖太宗、元世祖一平天下，其道何由？”對曰：“此數(shù)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驅除禍亂，未嘗妄殺。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歸而未遂生息”，元璋深以為然（《明通鑒》“前編”卷一）。又素聞儒士朱升之名，遂“潛就訪之。升因進三策曰：‘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敝煸按髳?，命預帷幄密議，“大抵禮樂征伐之議，，贊畫居多”（《朱楓林集》卷九《學士朱升傳》）。
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兵克婺州，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尋復改為金華府，并在這里設置中書行省。自南宋以來，婺州就是理學中心。二百余年間，這里名儒輩出，人才濟濟，素有“小鄒魯”之稱。朱元璋對婺州儒士特別重視。他召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翼、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諸儒會食省中，日令二人講說經史，敷陳治道。辟范祖干、葉儀。祖干持《大學》以進，謂治道不出是書，并說：“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敝煸吧破溲裕唬骸笆ト酥浪詾槿f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彼麑Ψ?、葉二氏甚加禮貌，命為咨議，然葉儀以疾辭，祖干亦以親老辭歸（參閱《明太祖實錄》卷六）。十九年（1359），朱元璋“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余，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無不忻悅”（同上書卷七）。同時，又征王沂，用為中書省掾史，商略機務。王沂，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嘗師事黃潛，得其精詣，不僅與同門友宋濂俱以文章名世，而且是位積極用世、勇于任事的儒者（2）。朱元璋對他“禮之甚，每見，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言文章，輒稱善”（《王忠文公集》卷首王崇炳《王忠文公傳》）。朱元璋下婺州前，雖已任用了不少儒者文士，但他們多非職業(yè)儒者如馮國用兄弟、李善長等，且所進之言基本屬于策略方面；而下婺州后，朱元璋結納的金華學者盡皆純儒，他們不僅在策略方面向元璋提出諸多建議，而且更直接對其施加儒學影響。 因此，可以說，“以游丐起事，目不知書”（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明祖文義》）的朱元璋，自下婺州后才真正在較深層次上與儒學接觸，接受儒學、尤其是理學思想的影響。
至正二十年（1360），朱元璋聞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皆國士，特遣宣使樊觀赍幣禮征聘之。四人至建康，朱元璋喜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對他們語必稱先生而不名。又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創(chuàng)置禮賢館以處四先生及陶安、夏煜、蘇伯衡等名儒。其時，朱文忠守金華，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沂、許元、王天錫至，皆為朱元璋收用。不久，元璋即以宋濂為江南儒學司提舉、王沂為江南儒學司提舉校理，并令長子朱標從宋濂受經學。又授劉基、章溢為中丞，命葉琛為洪都知府。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吳王。在建置百官的同時，又遣起居注吳林、魏觀待訪求遺賢于四方，以期使更多的儒者文士聚集在自己周圍。這樣便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劉基、宋濂等出自浙東的儒家學者為核心的幕僚集團。這對朱元璋的思想及他的帝業(yè)之成功均有十分重大的影響。

二
朱元璋與元有別，同當世舉事諸豪亦有異。元廷雖標榜崇儒重道，但實際上并不真正重視儒學和儒家學者。“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為吏”（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十二《林君墓表》）。所謂“九儒十丐”之說表明了這種社會風氣之下儒者低下的境遇。迨至元末，政治腐敗，社會混亂，儒士們徒抱經邦治國之志，卻只能“窮經積學，株守草野”（《明史》卷一三七《陳修等傳贊》）。他們一旦得遇虛誠納士，注重發(fā)揮其作用的朱元璋，便自然會有喜結明主之感。陶安甫見元璋，即以為“我輩今有主矣”（《明太祖實錄》卷三）；樊觀奉書幣造訪宋濂，濂喜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聘（《宋文憲公全集》卷首鄭楷《翰林學士奉旨宋公行狀》）。這大體代表了為朱元璋先后任用的那些儒士共具的心態(tài)。如果說朱元璋希望儒士們成為自己麾下的伊尹、呂尚、孔明，為成就自己的帝王之業(yè)效力，那末，儒士們投效元璋，則“以帝王事功期于始見之期”（陶安《陶學士集》卷首），希望他成為當代劉邦，使天下由亂而治。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迎小明王至滁州，“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適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明太祖實錄》卷八）。于是，“御座不拜，遂輒龍鳳年號”（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八《浙三大功臣相贊》）。不僅僅是儒士與朱元璋存在著心態(tài)上的契合之處，而且更主要的是儒士們在引導、促使朱元璋與紅巾軍決裂并轉向封建帝王化方面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元末政亂，諸豪并起，然多難成事。郭子興任俠喜賓客，散家財結納壯士起事，朱元璋曾為其部屬，并被倚為親信，以養(yǎng)女馬氏妻之。但他“為人梟悍善斗，而性悻直少容”（《明史》卷一二三《郭子興傳》），且未幾即病卒。韓林兒在劉福通等人扶持下被立為小明王，朱元璋亦曾聽命之，但他本人并無大志，“聽命劉福通，徒擁虛號，在外諸將卒不遵約束”（同上《韓林兒傳》）。沔陽漁家子陳友諒，“少讀書，略通文義”，但“性雄猜，好以權術馭下”（同上卷一二三《陳友諒傳》），且“無遠大志，處兵戈間而急于珍寶”（孔遜：《云蕉館紀談》）。徐壽輝業(yè)販布，壯貌魁偉，被推為紅巾軍主，卻“木強無他能”（《明太祖實錄》卷八），竟久為陳友諒所挾。張士誠“以操舟運鹽為業(yè)”，“頗輕財好施，得群輩心”（《明史》卷一二三《張士誠傳》），起事稱王后，“縱肆專命，擅官爵，制度僭似”，“驕侈淫佚，懈于政事”，“徒以好士要譽”（《明太祖實錄》卷二五）。其手下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zhàn)，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及喪師失地還，士誠概置不問，已，復用為將”（同上）。任為丞相的三弟士信，貪污無能，一昧信用朋比為奸、弄權舞弊的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為參謀。楊維楨曾致函張士誠，尖銳地指出：“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患”（引自貝瓊：《清江貝先生集》卷二《鐵崖先生傳》）。方國珍以販鹽浮海為業(yè)，至正八年即聚眾數(shù)千人于海上，但他同元廷一直處于或降或叛之間，后同朱元璋亦復如此。明初見大事已定，遂降附朱元璋，被授為廣州西行省右丞，食祿不之官，未幾即卒于京師。曾自立為隴蜀王，后即帝位，定國號夏、建元天統(tǒng)的明玉珍，“性節(jié)儉，頗好學，折節(jié)下士”，重用劉楨等儒家學者，又“設國子監(jiān)都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明史》卷一二三《明玉珍傳》），似乎有番氣象，惜其素無遠略，始終偏安一隅。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玉珍病卒，以十歲子升嗣位；其后內亂不已，終于洪武四年為朱元璋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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