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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低薪養(yǎng)廉最終導致財政赤字

    說歷史 2023-06-08 15:53:00

    朱元璋低薪養(yǎng)廉最終導致財政赤字

    朱元璋低薪養(yǎng)廉最終導致財政赤字

    大家都知道的是

    ,明朝自從朱元璋建立開始,就一直實行的是底薪政策,這也導致了明朝中后期官員之間的腐敗貪薪之風盛行
    ,也是導致明朝滅亡的間接原因
    。那么明朝低薪到底有多低呢

    當時的官員俸祿在實際中發(fā)放的時候還是要經過“折色”的,官員最后拿到的俸祿就會減少很多

    。“折色”就是指
    ,朝廷把本該給官員作為俸米折換成銀、鈔等貨幣或者絹布
    、蘇木等實物發(fā)放
    。并且朝廷中折換的標準是明顯低于市場價格的
    ,同時銀和鈔又很容易貶值
    ,這樣一來便相當于是降低了官員們的俸祿。

    除此之外

    ,明朝的政府也沒有制定養(yǎng)老制度
    ,只有少部分有著對明朝很大貢獻的功臣可以拿著少量供奉度過余生
    ,多數(shù)的官員在退休之后沒有生活來源,因此官員們自然就需要在任期間大肆撈金
    ,來保障老年之后的生活不至貧苦

    轉載聲明:感謝您對不回頭網的支持,讀史使人明智,以史觀今,讓我們通過歷史中一個個的典故故事去了解歷史

    。喜歡的朋友歡迎轉載朱元璋低薪養(yǎng)廉最終導致財政赤字

    清朝高薪養(yǎng)廉的失敗
    ,揭露了人治的什么特點呢?

    高薪養(yǎng)廉

    ,其實這種治腐理念自我國古代便有之
    ,并非國外先例
    。我國古代歷朝歷代為促進吏治清明,嘗試了許多官吏薪資管理辦法
    ,諸如唐宋時期的高薪養(yǎng)廉、明朝的薄俸重典
    。本文講述清承明制
    ,而又增益的一套滿清特色養(yǎng)廉制度,即“養(yǎng)廉銀制度”
    。這一制度的初衷便是以高薪結合重典約束官吏的行為,但由于制度的先天性缺陷
    ,致使官員反其道而行之
    ,腐敗現(xiàn)象更為猖獗
    ,揭露出封建社會人治隨意性的缺陷。

    古代官吏薪資演變“吏不廉平則治道衰

    。今小吏皆勤事
    ,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
    ,難矣?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薄稘h書.宣帝紀》廉政問題一直是封建王朝比較重視的問題
    ,“家天下”的背景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人民乃皇帝之子民
    ,財富乃皇家之財富
    ,封建帝王不會容忍官吏取民之財中飽私囊。漢朝惠帝有云:“吏之所以治民也
    ,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
    ,所以為民也”

    也就是說政府選拔出來的官員均是能力較為出眾的

    ,代表政府執(zhí)行行政管理職能
    ,人民也依靠這些官員的治理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故而應當給這些官員提供足夠的俸祿
    ,從本質上講也是維護民眾的利益
    。漢宣帝則是將重點放在底層官員薪資調整
    ,在他看來“小吏皆事勤”
    ,底層官員繁瑣事務最多,且與民眾接觸最為頻繁
    ,但他們整體收入偏低,甚至連養(yǎng)家糊口都成負擔
    ,故而最需要調整的就是底層官吏的薪資。


    漢朝時有《律》記載大司馬

    、大將軍月奉6萬錢
    。而時為漢武帝待詔公車的東方朔曾言:“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并以“饑欲死”來形容自己的窘迫生活
    。這里可以看出漢初的官吏收入差距之大,故而漢宣帝從底層官吏薪資入手
    ,推行“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的政策,將百石以下官吏俸祿上調百分之五十
    ,這便是最早的高薪養(yǎng)廉理念
    。到了東漢開國
    ,劉秀為進一步縮小官員之間的收入差距,令千石以上的高官俸祿“減于西京舊制”
    ,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增于舊秩”。


    “外官卑品

    ,猶未得祿,饑寒切身
    ,難保清白。今倉凜殷實
    ,宜量加優(yōu)給,然后可責以不貪
    ,嚴設科禁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薄杜f唐書.卷七十八.列傳第二十八》


    如果說漢朝的官吏薪資調整是出于“官本”思想

    ,那么唐朝更立足于防治腐敗現(xiàn)象。唐朝在我國古代史中應當是綜合實力最強盛的王朝
    ,但其官員俸祿卻并未體現(xiàn)出這一點
    ,唐太宗時期名臣高馮曾上書
    ,稱地方官員的俸祿太低,甚至無法保障基本生活
    ,故而也就想方設法的尋求灰色收入,很難做到清正廉潔
    ,欲使吏治清明,需要提高這些官員的收入
    ,再以重典加以約束,方能解決這個問題
    。唐太宗認為此言確為時弊,便欣然接受了這個策略

    這種由臣下提出的“高薪養(yǎng)廉”之策還見于宋朝的慶歷新政。時范仲淹所提“養(yǎng)賢之方

    ,必先厚祿
    ,祿厚然后可以責廉隅”
    ,這條時策正是應對當年趙匡胤開國時的“薄俸養(yǎng)賢論”。范仲淹認為給予官員厚祿不僅僅是滿足其物質需求
    ,更是提高了貪污的代價,高薪之后則要“督其善政
    ,有不法者
    ,可廢可誅”
    ,在職官員會更加珍惜高薪崗位
    ,依律行事
    ,所以宋朝的官員俸祿是歷代最高的。


    “今日貪取之風

    ,所以固膠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櫻孜?/p>


    宋朝的高薪養(yǎng)廉并沒有取得顯著成果,北宋末年的貪腐之風依舊盛行

    ,其實這也與統(tǒng)治者的荒廢朝政有一定關系,權臣當?shù)?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上下勾結
    ,監(jiān)督機制成為一紙空談
    ,為貪腐提供了可趁之機
    。明朝正是以北宋為前車之鑒
    ,加之朱元璋乃布衣天子,自知貪官橫行時的人間疾苦
    ,因此采用了薄俸之策,并以重典懲治貪腐
    。但朱元璋的薄俸走到了一個極端
    ,如果按照正常俸祿來看
    ,明朝大部分官員的生活質量甚至不如普通百姓,萬歷年間正一品大臣月俸八十七石
    ,這在慢慢歷史長河中是難以見到的

    朱元璋曾設弘文館學士

    ,品階不高
    ,但皆是大才之人方可入之
    ,為首者乃劉伯溫
    ,羅復仁也是其中一員
    ,身為明朝的高級智囊團成員,以郊區(qū)破屋居之
    ,屋頂漏了請不起工匠
    ,只能自己修補,幸得其品質高潔
    ,清廉自守。但這種為官環(huán)境帶來的是更多官員的貪腐
    ,自古文人十年寒窗為的是報效國家,而不是清貧如洗
    。正如顧炎武所說
    ,這種低薪帶來的貪腐
    ,使得明朝臣下與君主離心離德,家徒四壁何以為家
    ,家不為家
    ,國亦不為心中所念



    清朝特色的“高薪養(yǎng)廉”清朝官員的“生存”環(huán)境清承明制基本延襲了明朝官員的薪俸制度,清朝官員俸祿也只是略高于明朝

    ,正一品大元年俸一百八十兩白銀
    ,到了九品官員只有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這還是帶有品階的官吏
    ,諸如衙役這類“未入流”官員之俸祿可以說是難以養(yǎng)家糊口。若為旗人
    ,尚能享受國家財政補貼
    ,若為漢人
    ,則守著一份低薪死工資
    ,實在難以維持
    。如果再遇上如康熙平“三藩之亂”的大事件,為充軍實
    ,停發(fā)俸祿兩年之久,恐怕清廉之官是要變賣家產才得以度日




    清朝州縣官員亦不同于尋常百姓,除了養(yǎng)活一家生計

    ,聘請師爺
    、青吏的費用均出自俸祿
    ,朝廷不予補助
    ,包括日常辦公費用亦是由官俸支取。根據《春明夢錄 》的記載 ,清末大臣出行時若坐轎 ,需要配齊人手分班替換
    ,一年下來需要支出 800 兩
    ;若坐車
    ,少需備夠三馬 ,一年支出 400 兩
    ,就連一品大員的俸祿也不夠出行所需。


    “男目下光景漸窘

    ,恰有俸銀接續(xù),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
    ,今年尚可勉強支持
    。至明年則更難籌畫
    。”——曾國藩


    清朝官場亦存陋習

    ,官員之間形成送禮的潛規(guī)則,下級進貢上級的名目眾多
    ,最著名的是夏天防暑降溫的“冰敬”
    、冬天驅寒取暖的“炭敬”
    。另外每逢佳節(jié)需要向上進貢“節(jié)敬”
    、此外還有上級辦喜事的“祝敬”
    、年關時的“年敬”等等。這樣的進貢呈上去的都是不小費用
    ,而在這筆費用中又以京官要職最盛
    ,他們往往掌握外官的晉升考核
    ,故而深受地方官員追捧
    ;京官中下層官員也要孝敬,孝敬的方式就是“印結”
    ,即以京官的資格
    ,為同鄉(xiāng)外官出具保證書
    ,保證捐官或捐監(jiān)貢的同鄉(xiāng)身家清白,清朝每一省設一印結局
    ,由同鄉(xiāng)里年高德劭的京官主持,兩年一屆
    ,凡是加入印結局,為同鄉(xiāng)出具印結的
    ,每月皆可分得一次印結費
    ,這個印結費皆出自地方官員
    。同級官吏之間為了擴展人脈
    ,加強交流,亦產生諸多贈與潛規(guī)則
    ,如同鄉(xiāng)、同年
    、親戚、門生
    、故吏
    、同窗等
    ,不可勝數(shù)
    。為官花銷之大,遠遠超過了俸祿的范圍
    ,這就造成了“廉吏難支”的局面。




    陋規(guī)陋習的養(yǎng)成既是貪腐形成的原因

    ,又是貪腐成風的催化劑。下級官員為了孝敬上級
    ,不得不取之于更下一級,最終還是要取之于民
    。取之于民的手段就是加征火耗。這還要歸功于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
    ,即田賦
    、搖役以貨幣形式取代實物
    ,統(tǒng)—繳納白銀。而從民眾手里征收的銀兩皆是碎銀
    ,官府需要統(tǒng)一熔鑄成大銀錠方可入庫,熔鑄是有折耗的
    ,于是州縣之官于正額之外私自加征部分銀子
    ,以便繳納入庫
    ,這就叫火耗。

    這種加征火耗在康熙時得到官方認可,但未成制

    ,只是默許每兩加收一
    、二錢的上限,但實操中加征多少全憑地方官自主
    ,康熙后期“地丁一兩加至四五錢、七八錢者”已然成風
    ,各地加征超額部分就成為地方衙門以及官吏的經費,稱為“耗羨”
    ,而這取之于民的“耗羨”就被地方州縣官員一層層輸送到各級官吏手中


    而作為地方督撫大員

    ,挪用府庫銀錢就成為他們的“權宜之計”
    ,地方州縣官員所敬銀錢不供所需時
    ,除了開口追要,便是直接從府庫提取
    。雍正初年曾做過統(tǒng)計,江蘇省庫銀虧空881萬余兩
    ,約江蘇兩年半的田賦收入
    ,其他省份多則虧空300余萬兩
    ,少則虧空100余萬兩
    ,這些虧欠多由督撫造假為民欠
    。而時任直隸巡撫的田文鏡調查之后言“半虧在官
    ,半虧在役
    ,而實在民欠者無幾”

    督撫所挪銀錢除了孝敬上級官吏,還多用來繳納“部費”

    ,目的是討好朝廷六部,以便施政暢通
    ,除此之外,軍隊里武將大員吃空餉撈財;大型工程負責官員偷工減料中飽私囊
    ,這種現(xiàn)象與康熙一朝的“寬政”不無關系?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滴蹼m為雄主,但言“夫官之清廉
    ,只可論其大者,廉吏亦非一文不取”
    ,也許是康熙的馭人之道就是寬容
    。他對官場盛行送禮之風的態(tài)度是“大不可必追究”
    ,火耗問題于順治年間管控甚嚴,到了康熙一朝便成了朝廷默許的潛規(guī)則
    ,當有諫裁去兩淮鹽課陋規(guī)銀時
    ,康熙的回答是“此一款去不得
    ,必深得罪于督撫
    ,銀數(shù)無多
    ,何苦積害
    。”康熙的寬政是官員為所欲為的催化劑
    ,吏治失去監(jiān)督的土壤,貪腐之事便蔚然成風
    ,致使民生不安,國庫空虛



    養(yǎng)廉銀制度的誕生,“今錢糧火耗

    ,日漸加增
    ,重者每兩加至四五錢,民脂民膏
    ,朘削何堪”——雍正

    雍正即位以后

    ,面對康熙甩下的爛攤子
    ,力求改變,但他的定位稍失偏頗
    ,以火耗勞民為根源
    ,采納湖廣總督楊宗仁“以耗羨充一切公事之費
    ,此外絲毫不許派捐”的奏請,下達了“耗羨歸公”的政令
    。這個政令還是從政府層面認可加征火耗的行為
    ,只是將火耗收歸公有
    ,以補各地虧空,同時雍正認識到官員俸祿難以滿足“正?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遍_支,故而以歸公的耗羨來“憑大吏酌量分給
    ,均得養(yǎng)廉入”,這就形成了“養(yǎng)廉銀”制度
    。此制度做出明確指示 “州縣可取火耗與民間”
    ,只是規(guī)定上級不能再向州縣官員提取火耗用作經費

    不得不說,此制度是看到了州縣上級官員未掌財政的現(xiàn)實

    ,他們不得不依賴州縣官員饋贈
    ,從而到達繼續(xù)往上饋贈的目的
    。但這個制度以“耗羨歸公”再統(tǒng)一派發(fā)為“養(yǎng)廉銀”
    ,實屬掛羊頭賣狗肉
    ,只是將官員貪腐合理化、正規(guī)化
    ,并未解決取之于民的問題
    ,如沈近思所言:“今日則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
    ,因此也引來諸多反對之聲

    “總督1.3萬一2萬兩

    ;巡撫1萬一1,5萬兩
    ;布政使5000~9000兩
    ;按察使3000一8444兩;道員1500一6000兩
    ;知府800一4000兩;知州500一2000兩
    ;知縣400一2000兩”——《大清五朝會典》雍正對此制度抱有極大決心
    ,通過山西試點之后推向全國
    ,并最終于雍正五年形成定制。此制度大致內容是:州縣按照規(guī)定比例征收耗羨
    ,再全額納入省庫
    ,省級官員根據本省官員級別、各地政務需求訂立分數(shù)
    ,上報朝廷備案
    ,再從司庫按備案數(shù)目提取銀兩分發(fā)給各官作為“養(yǎng)廉銀”

    這樣既解決了官員辦的公經費,又補充了官員生活所需

    ,據史料記載
    ,清朝官員的“養(yǎng)廉銀”基本上是俸祿的十到一百倍
    。雍正十三年
    ,戶部進行了一次養(yǎng)廉銀開支明細的全國普查
    ,隨后造冊核錄,成為一項經過試點
    、推廣、驗收三步走的成熟體制
    。時至乾隆時期
    ,又建立了“恩俸制度”
    ,針對京官進行加倍支俸,并從各省每年湊撥京官津貼二十六萬兩
    ,補貼在京四五品以上官員,以解決在京官員渴望外放獲取養(yǎng)廉銀的尷尬局面
    ,這也是對“養(yǎng)廉銀”制度的補充。

    為什么說要想當官發(fā)財
    ,就不要生在朱元璋掌權的時代?

    因為明朝官員的俸祿制定的非常低

    ,而且明太祖治理官員貪污的措施也非常嚴格。朱元璋掌權時他規(guī)定官員貪污60兩銀子以上就要判處斬首示眾的重刑
    。在這么嚴重的懲罰之下
    ,其實沒什么官員敢頂風作案的
    ,所以在朱元璋掌權期間要升官發(fā)財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實朱元璋會這么做也是情理之中

    ,因為朱元璋在起義之前過得都是非常貧苦的農民生活
    ,所以朱元璋真的是非常嫉恨那些有錢人的
    ,他也是因此才會把官員的俸祿制定得這么低。朝廷上的那些官員的俸祿已經低到難以維持生活了
    ,更不要說升官發(fā)財。

    就拿朱元璋在位期間的一個清官——宏文館學士羅復仁來說

    ,他窮到連郊外的好一點點的房子都住不起了,只能住郊區(qū)的破房子
    有一天朱元璋心血來潮,他想體恤一下自己的部下
    ,就想著來這個宏文館學士羅復仁的家中坐一下
    ,順帶看看他是不是有貪污的跡象
    。但是朱元璋到了羅復仁家的附近之后,他發(fā)現(xiàn)自己沒有辦法找到羅復仁的家
    。于是朱元璋就轉頭問了一下身旁正在刷破舊的墻的一個民工
    ,他想問這個民工知不知道羅復仁的家在哪里
    。結果這個民工突然之間跪在了地上,向朱元璋磕了幾個頭
    ,大聲說道:“微臣正是羅復仁!”由此看來,羅復仁的生活真的很清貧
    ,只能住在郊區(qū)的破房子里凄慘度日

    朱元璋時期還有一個叫做徐文英的御史

    ,他也是一個十分清廉的好官。但是他的父親并不想要他那么清廉
    ,因為徐文英拿到的俸祿真的太少了,根本養(yǎng)活不了這個家
    這是因為他太正直了
    ,經常不留情面地彈劾其他官員
    ,所以他拿到的俸祿只有很少
    。有一次,徐文英的父親又來找他說這件事,但是徐文英就是不聽啊
    ,就直接把老父親請回家里去了
    。可徐文英又對老父親非常愧疚
    ,他不放心父親走那么遠的山路,于是就親自送父親走了十幾里的路回鄉(xiāng)
    ,結果徐文英就這么誤了上朝的時間。后來朱元璋震怒
    ,問了徐文英遲到的原因,于是徐文英就如實交代說自己是走著送父親回家才誤了早朝
    。但朱元璋不相信徐文英作為一個朝臣會連一輛車都叫不起
    ,于是他就派人去查了這件事
    ,后來朱元璋證實了這是真的之后,不僅免除了徐文英遲到的罪
    ,還派人把徐文英破舊的朝服上面的倆洞給補了,還補的是寫著“窮御史”的補丁

    由此看來,在朱元璋那個時代要想升官發(fā)財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僅是因為當官的俸祿太低
    ,而且朱元璋對貪官污吏的懲治十分嚴格。因此要想升官發(fā)財?shù)脑?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就不要生活在朱元璋掌權的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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