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上,關于李世民的相貌著墨并不算多。這位中國最強盛帝國的實際建立者,到底長什么樣呢?這是有待揭曉的歷史之謎。不過,我們從史書遺留的片鱗半爪中,可窺見一二。
李世民四歲的時候,一位自稱會面相的書生,打掠他一番后對李淵說:“你兒子有龍風之姿,天日之表,年近二十就能匡國濟時?!憋@而易見,李世民天生就有帝王之相,氣度非凡。
當然,如果你認為“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是形容帝王的泛泛之辭,下面的案例,更能說明問題。
有一天,李淵大擺宮廷廣宴,邀請群臣出席。大臣中,有一人名叫溫彥博,談吐不凡,氣質絕佳,為著名的美男子。
李世民當時還是秦王,廣坐之中宣讀圣旨,立即吸引了所有目光,并不遜色于溫彥博,李淵頗為得意,說道:“(李世民)和溫彥博相比怎么樣?”
由此可見,李世民長相上佳,風度不凡,否則李淵也不會沾沾自喜,拿兒子跟美男子溫彥博打比。
《舊唐書·肅宗本紀》記載有一則軼事:左丞相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英姿穎發(fā),儀表非常,雅類圣祖,此社稷之福也?!?/p>
左丞相張說在謁見以后,對學士孫逖、韋述說:“我曾見過太宗寫真的畫像。忠王雄姿英俊,儀表非凡,很像圣祖李世民,這是國家福分啊!”
李世民的長相特點,除了俊帥之外,還非常威武。
大詩人杜甫曾贊嘆李世民的形象,“中有美少年,虬須十八九。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又曾在《八哀詩·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琎》寫到:“虬須似太宗 ,色映塞外春?!睆倪@些詩句,我們可以窺見,李世民長著一臉蜷曲的胡須。
這個形象,無論是現(xiàn)代還是古代,是非常有震懾力的。
晚唐時期,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段志玄的后人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也說“太宗虬須,常戲張掛弓矢?!笨梢?,李世民的胡子又卷又長,可以掛起弓箭了。
據(jù)史書記載:“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李世民的形象太威嚴了,文武百官見到他,無一不戰(zhàn)戰(zhàn)兢兢,舉止失措。
劉文靜初見李世民,感嘆道,“非常人也。大度類于漢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p>
李世民剛即位時,故意作勢以震爍群臣,把大家嚇得不輕。不過,李世民意識到這樣有礙交流,后來和大臣說話會刻意和顏悅色,讓對方不至于太緊張。
不但下臣,就連對手也對李世民的形象贊嘆不已。李密作為一代梟雄,初降李唐,奉旨到幽州迎接李世民。后私下對殷嶠說:“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禍亂乎?”對李世民誠服之心,溢于言表。
真實的李世民是什么樣的誰都不清楚,因為歷史都是人書寫的。其次,一個人的是非功過應該分開來看,李世民不是絕對的好人和壞人。
歷史上的李世民是個人造圣君。
一、政變奪權
太原起兵的全過程,包括此前數(shù)年的苦心經營,都是李淵一手操辦的,他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唐王朝創(chuàng)立的主要功勞應該在他身上。然而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正史中,事實卻發(fā)生了歪曲。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勞劃到李世民身上,李淵則成了消極被動的角色,從而使李世民成為起兵反隋、開創(chuàng)大唐的首要人物。按照李世民的意圖,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時,費盡筆墨鋪陳李世民在武德年間的功勞,竭力抹殺太子建成的成績,降低高祖李淵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謀描繪為太宗的精心策劃,而高祖則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這樣,李世民便是開創(chuàng)李唐王業(yè)的首功之人,皇位本來就應該是他的,李淵退位后也就理應由他繼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顯得水到渠成了。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們把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之變”的動因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大義行為,從而嚴重歪曲了歷史事實。
二、納諫的表演
反觀貞觀年間的歷史,是不難發(fā)現(xiàn)李世民那些濃厚的表演痕跡的。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對自己日后留在史書中的形象是如此強烈地關注,以至于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極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樸、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貞觀時期的20多年里,太宗確實接受了太多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zhí)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shù)的進諫最后并沒有得到有力的貫徹。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容。對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至于貞觀之治,剔除那些家給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場完美的形式主義表演罷了。
三、濫用民力
唐初,李世民反復說要以隋亡為鑒。曾幾何時,勞役是在不斷加重,出現(xiàn)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徒行文書,役之如故”的緊張局面。包括來自邊遠地區(qū)在內的各地勞苦大眾。自帶糧食長途跋涉幾千里來京服役。在李世民執(zhí)政期間,興修了諸如乾陽殿、洛陽宮、永安宮,飛山宮、襄城官、翠教官、玉華宮,九成宮和北闕等大批宮殿,即以修得較小而又比較草率的汝州(河南臨汝)西山襄城宮而言,役工達一百九十萬。造成“一人就役,舉家便廢”的慘象。因此,有人當面指責唐太宗,“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作飛山宮時,“恒差山東眾丁”,“懷(河南沁陽)、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何況這一時期,兵役屢興,太宗本人又不顧農忙與否,喜歡校獵游樂,為此繕橋治道,起碼使役一、二萬民工,它同樣是要嚴重妨害農事的。貞觀十三年,魏征在進諫時說:“陛下這些年來一直濫用民力,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么'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是什么歪理!”從早年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孰真孰假?哪個是表演,哪個是真言?在令人感動不已的對話背后,九成宮、大明宮、飛山宮、襄城宮……也正同時破土而出;因為九成宮修建得過于華麗,他又下令將其摧毀;襄城宮同樣被摧毀,但原因卻是因為修筑出來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對比很容易讓人看出,哪一場屬于表演,哪一場屬于真意。
四、對外開放、對內森嚴
“死囚四百來歸獄”,事在貞觀六年(632年)。王夫之以為,李世民之所以敢鋌而走險,是因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們不按時來歸,因為太宗時的法令嚴密,戶籍和連坐制度尤為完備,邊關的管理也相當?shù)轿?,要想逃出去,幾無可能。死囚們既無處可逃,又無處可藏,還得冒宗族親戚遭受株連的風險,他們怎么可能不乖乖回來?盡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貞觀(627-649年)年間已經是以“天可汗”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世界舞臺上的,而出于當時基本立國理念的考慮,仍然“禁約百姓,不許出蕃”。由于唐代嚴格奉行對內封閉的基本國策,本地居民外出經商等活動受到嚴厲限制,這不能不影響到唐代正常的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一些時候,唐政府的使節(jié)外也外出,但他們外出的目的無非是炫耀國威、調節(jié)附屬國之間的關系、獲取皇室所需高級奢侈品等。從整體上看,中外手工業(yè)品的交換、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經過外國工商業(yè)者完成的。唐代的對內封閉,嚴重影響了民間正常的貿易活動,同時也進一步助長了天朝上國自滿心理的膨脹,使唐代統(tǒng)治者熱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來文化的營養(yǎng)。其實,唐代所謂比較開明的對外政策,只是在對外籍人開放這一點上徘徊,沒有也不可能邁出允許本國居民外出這一關鍵的一步。
五、盛世”造假
《新唐書》描述貞觀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貞觀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shù)月,馬牛被野,人行數(shù)千里不赍糧。”其實,貞觀之治的由來,是有其現(xiàn)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說,“盛世”造假,早有人為之。所謂的貞觀之治,不過是一幫御用史家依樣畫的葫蘆罷了。當時的國際友人、高昌國的國王麴文泰貞觀四年十二月入朝,這正是史臣最為稱贊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見,卻是“城邑蕭條”。他曾對自己的國民公開說過這樣的話:“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也。”自高祖李淵晚年社會漸漸安定,到貞觀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盛世”的到來,恰恰不過二十來年,一切都不過是自然調節(jié)的結果。偉大的貞觀之治,也和偉大的太宗皇帝無關。在這個幅員遼闊、苦難深重的國家,每當只剩下可憐的300萬戶人口時,只要坐在未央宮或者太極殿里的皇帝沒有喪心病狂,不管他是誰,“盛世”都不會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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