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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 諸子百家 >> 歷史探究
    
      

      


      
    
      
        
      古代商人地位有多低“重農抑商”政策是什么時候開始的
      
        
      
            眾妙之門
            2023-06-28 11:01:46
        
      

        
      
           
      在我們的普遍認知里，尤其是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
      ，有錢即是地位的象征
      ，眾多歷史影視劇中，富甲一方的商人
      ，其地位甚至能比肩當?shù)刈罡咝姓佟?/p>
      可翻閱史料即可知道
      ，事實并非如此
      ，古代經(jīng)商之人
      ，縱然有無數(shù)的財富
      ，但社會地位卻出奇的低
      ，兩千年的歷史中
      ，“士農工商”的排名一直不變
      ，商人毫無爭議的排在末位
      。
      究其原因
      ，其實很簡單
        ，這與歷朝歷代長期奉行的被稱作是“國之根基”的“重農抑商”政策有關
        。
      簡單來說
        ，長期奉行這一政策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中國獨特的“封閉式”內陸環(huán)境以及較為單一的自然經(jīng)濟基礎
        ，這使得農業(yè)成為“立國之本”
        ，重農而輕工商自然無可厚非;二是因為儒家思想的影響，古人認為商人“重利而輕義”，且在經(jīng)商過程中瓜分國家物質資源以及人力資源
      ，于國于民均不利
      。
      所以，歷朝歷代都基于這一基本國策
      ，頒布一系列的政策條令
      ，鼓勵小農經(jīng)濟
      ，使得商人處處受壓制，稅賦極高
      ，時不時還會頒布禁售令
      ，不僅在經(jīng)營環(huán)境上，甚至將商人的社會地位壓到最底層
      ，比如漢代初年，天下亂后方定
      ，為了盡快恢復經(jīng)濟，寬紓民力
      ，平抑物價
      ，漢高祖劉邦下令
      ，商人不得傳絲綢衣服
      ，不能坐車
      ，以高租稅來限制商人的經(jīng)營活動
      。在《資治通鑒》卷十六有所記載：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
      。
      呂后當政時更是強調“市井之子孫不得為官仕吏”?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梢娺@些政策使得商人的日子過得很憋屈
      ，不僅“有錢沒地方花”
      ，而且子孫后代都無緣于官場，全社會都看不起商人
      ，商人再有錢
      ，也很難買回顏面
      。
      推動文明進步
      ，商人最初的輝煌
      商人在中國古代也曾輝煌過
      ，早期的中國社會并不重農抑商
      ，相反我們的祖先很擅長經(jīng)商，更有學者指出
      ，商代的建立或與商人有關
      。
      查閱文獻可知，最早有關商人活動的記載出現(xiàn)在《易經(jīng)》中：
      神農氏作
      ，列隆于國
      ，日中為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
      《尚書》中也有記載
      ，舜早年曾在頓丘做過商人。
      直到夏朝時
      ，商人成了一個又有的代名詞
      ，河南北部有一個商族部落
      ，擅長經(jīng)商
      ，一時之間遍布中原，行貿易之事
      ，借助發(fā)達的貿易
      ，商族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修建了城市
      ，普及了青銅
      ，創(chuàng)造出中國最早的文字系統(tǒng)——甲骨文
      ，以強大的國力推翻了夏朝的統(tǒng)治。
      從這一點來說
      ，商人也是中華文明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
      ，如果把夏商時代的商人消滅
      ，我們可能會像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一樣
      ，在很長時間里一直過著半游牧、半農業(yè)的生活
      ，只有文化而發(fā)展不出文明
      。
      在當時，商人的地位不由多說
      ，直至周朝，商族人雖然被推翻
      ，周人也沒并有認為商人需要抑制，商人比農民地位低的想法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吨軙分赋觯恨r民不生產，就會缺乏糧食;工匠不生產
      ，就會缺少器具;商人不經(jīng)營
      ，糧食、器具
      、資本這三寶就會斷絕;管理山澤的人不生產
      ，社會財物就會缺乏
      。
      可見當時
      ，對工農商都同等重視，西周實行工商食官制度
      ，周王室和諸侯設有官府管理的手工業(yè)作坊
      ，齊桓公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擔任國相
      ，范蠡
      、子貢
      、呂不韋等都是著名的商人
      。
      前文說，由于儒家思想的影響
      ，造成了商人地位的轉變，但在起初
      ，孔子、孟子等“儒家之宗”對商人和商業(yè)活動并不貶斥
      ，子貢是孔子的學生，孔子對他頗有贊揚
      ，孟子則認為君王要施行仁政就必須保證商業(yè)的繁榮
      ，《孟子·公孫丑上》中記載：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則天下之商皆悅
      ，而愿藏于其市矣
      。
      可見，當時的儒家思想提倡是家對商業(yè)市場進行合理的管控
      ，促進商業(yè)繁榮有助于提升國力。
      軍國主義下
      ，商人地位巨變
      商人的地位在戰(zhàn)國中期之后，開始發(fā)生轉變
      。
      韓非等法家率先主張抑制商業(yè)，認為商人本身不創(chuàng)造財富
      ，是“邦之蠹也”
        ，他首次提出農是“本”，商是“末”，要“重本輕末”
        。
      而重農抑商是商鞅在秦國變法正式確立
        ，把法家“重本輕末”的主張通過一系列制度推行下去
        ，商鞅在變法時規(guī)定：
      致力于農業(yè)生產
        ，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稅
        。因從事工商業(yè)及懶惰而貧窮的
        ，把他們的妻子全都沒收為官奴。
      當然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一變法是大勢所趨
        ，不失為一個明智而正確的做法
      ，現(xiàn)代的教科書
      、影視文藝作品對這次變法也多是一面倒的正面評價
      。
      當時諸國正面臨巨大的社會轉型
      ，各國的土地供應陷入停滯
      ，新增人口無法獲得相應的土地
      ，以至于大量國民無法養(yǎng)活自己
      ，諸侯國動蕩不安，中原大地
      ，竟是民不聊生四處流亡之慘象。
      生死面前
      ，激發(fā)出強烈的求生欲，各國為了解決土地供應不及的危機
      ，頻繁發(fā)動戰(zhàn)爭
      ，從春秋時代的拓展國土為主的兼并戰(zhàn)爭，演變成為了殺人奪地的滅國戰(zhàn)
      。
      而商鞅在此時提出“獎耕戰(zhàn)
      、廢井田
      、開阡陌”
      ，確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土地買賣合法性，分配土地使得農民有地可耕
      ，并通過律法強制性的分配勞動任務
      ，可以說“暴政”是保證這一政策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
      當然，這一政策解救了秦國
        ，同樣地
        ，其產生的毒副作用和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于此不做贅述
        ，總之，在商鞅變法中
        ，幾乎造成了“全民崇農”的普遍意識，而同時
        ，城市商業(yè)經(jīng)濟也得到了抑制
        ，商人地位一沉到底
        。
      商人不被善待
        ，長期陷入“窘境”
      秦之后，商業(yè)不受重視成了中國歷代經(jīng)濟政策的主要基調
        。其間雖然也有過調整和改變，商業(yè)也曾斷續(xù)地得到過一些發(fā)展甚至繁榮
        ，比如唐詩中有“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
        ，盡去作商賈”的句子
      ，但那些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xiàn)的，相對于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
      ，是短暫而零散的
      。
      不受重視都算好的，讓商人更窘迫的是
      ，在很多時候
      ，朝代并沒有善待他們
      ，他們受到的不僅僅是情詩和怠慢
      ，甚至打壓和侮辱，在古代做一個商人
      ，必然得有十足的心理準備
      ，并長期在夾縫中求得生存。
      首先
      ，是人格上;商人被稱為“賈人”，秦朝對其進行編戶管理
      ，一入市籍三代都不能更改，政府征發(fā)戍邊
      ，他們是首先被遣戍的對象
      ，地位形同罪犯
      ，在當時
      ，出生于商賈家庭，仿佛一出生便被釘在了恥辱柱上
      ，并且商人家的女人不得穿戴“金銀錦繡”，犯者棄市
        。在漢代，特設立“七科謫”
      ，規(guī)定有七類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權利
      ，國家可以隨時把他們發(fā)配充軍
      ，這七類人中除罪吏、亡命
      、贅婿之外
      ，還包括商人及其子孫。這種不平等對待
      ，到明朝依然存在
      ，當時法律規(guī)定“農民之家
      ，但有一人為商賈者
      ，亦不許穿袖紗”。
      其次
      ，商人不享受應有的政治權利
      。前文提到，漢初法律規(guī)定商人不許仕宦;唐初更是把商人歸入“賤類”
      ，規(guī)定商人不僅不能做官，而且不能與士人比肩而立;宋代規(guī)定“工商雜類”等九種人不得進入官學
      、不得與士人平等交往，等于斷了商人從政的途徑;在清代
      ，出現(xiàn)了所謂的“紅頂商人”
      ，商人能做官
      ，但他們只能算虛有名銜
      ，不僅微不足道，而且地位十分脆弱
      。
      其三，商業(yè)經(jīng)營受到限制
      。秦代商鞅變法禁止商人從事糧食貿易，漢朝甚至限制商人的活動區(qū)域
      ，并對商人“重租稅以困辱之”
      ，為了防止有奸商偷稅漏稅，商人按五人一組進行劃分
      ，每組中的成員互相擔保
      ，互相監(jiān)督
      ，若有知情不報的情況發(fā)生，則五人均要受到重罰
      。宋元時期不僅對商業(yè)稅按高比率征收
      ，而且名目越來越多;明清更是頒布“禁海令”來對商人進行限制。
      其四
      ，朝廷官營壟斷
      ，進一步打壓商人
      。推行官營
      、專賣制度只是歷朝歷代經(jīng)濟政策中重要的一環(huán)
      ，古代對鹽
      、鐵等戰(zhàn)略物質進行國家專賣，這無可厚非
      ，到唐以后，專賣項目越來越多
      ，增加了茶、酒等
      ，宋朝一度對醋
      、香藥
      、礬等也實行專賣
      ，元代增加了金
      、銅等
      ，商人的生存空間則變得越來越狹窄
      。
      在眾多因素的限制和打壓下
      ，在古代做一個商人有多難，其困窘的處境可想而知
      。
      重農抑商利弊俱顯
      ，為何長久不得改觀?
      如前所說，重農抑商的政策自秦朝始
      ，雖說穩(wěn)定了農業(yè)的發(fā)展，保證了大一統(tǒng)王朝的延續(xù)
      ，但從秦朝短短十五年的壽命來看，這一政策的弊端也尤為突出
      。
      秦始皇變本加厲的推行重農抑商
      ，甚至下令迫害商人，把商人和奴隸一起充軍到邊塞屯邊
      ，大力施行“愚民”的方針。
      而此舉必然躲不過馬爾薩斯陷阱
      ，始皇也努力過
      ，沒有戰(zhàn)爭消耗，人口每年都指數(shù)型增長
      ，土地快速飽和、工商業(yè)停滯不前
      ，年輕人的就業(yè)需求無法解決
      。
      無事則亂，年輕人沒法養(yǎng)活自己
      ，盜匪猖獗
      、流民四起
      ，雪崩效應一觸即發(fā)，表面上很強大的秦帝國在秦始皇死后瞬間瓦解
        。
      土地承載能力有限
        ，又不放寬工商業(yè)的發(fā)展，無法減輕土地壓力
      ，也無處安放流民
      ，這是核心所在
      。
      其次
      ，“重農抑商”造成了經(jīng)濟結構的單一，在重大的社會危機面前
      ，沒有辦法迅速轉型
      。
      另外
      ，“重農輕商”的推行，也造成了中國古代商業(yè)文化
      、創(chuàng)新意識和科學精神的普遍缺失
      。
      秦之后，各朝代對這一政策有了清醒的認識
      ，工商業(yè)政策比秦朝要寬松
      ，取消了很多對農民和工商業(yè)者的限制
      ，漢時
      ，更是在文景中興和昭宣中興時代出現(xiàn)了極大的繁榮，可在整個經(jīng)濟政策上
      ，依然延續(xù)“重農輕商”的做法
      。
      哪怕是在中國歷史上最開放
      、自由的唐宋時代
      ，如前文所說
      ，對商人依然存在著各種不平等的打壓政策。
      中國古代
        ，那么多王朝更迭
        ，無不是總結前朝之教訓
        ，然后調整國策
        ，以免重蹈覆轍，可為何
        ，無論被認為相對成功的王朝還是速亡的政權，在經(jīng)濟的總體政策取向上都堅持了“重農抑商”這項基本國策呢?
      顯然這不是偶然的
        ，深究根源，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統(tǒng)治者穩(wěn)定政權的需要
        。作為封建統(tǒng)治者，最懼怕的就是“變”
        ，怕“變法”
        ，怕“叛變”
        ，而商業(yè)活動勢必會增加人員、財富及物資的流動
        ，這種流動性意味著會產生更多的不穩(wěn)定性因素
        ，這在根本層面上，統(tǒng)治者就對商人有著極強的警惕性
      。而對農民，則放心的多，《呂氏春秋》中說“民農則樸
      ，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
      ，主位尊”
      ，應通此理
      。
      二
      、古人認為商人有“重利輕義”的思想，這與古人傳統(tǒng)觀念相悖
      。《論語》說“君子喻于義
      ，小人喻于利”，《孟子》說“為富不仁”
      ，這些思想長期發(fā)展
      ，逐漸形成了一種深植于人們內心的輕商價值體系。
      三
      、中國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所致。中國幅員遼闊
      ，物產豐富，土地完全可以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
        ，對于物資交流的依賴性不高
        ，自然經(jīng)濟占據(jù)絕對地位。
      所以
        ，中國古代“重農輕商”的傳統(tǒng)有著深刻的政治
        、文化以及地理原因
        ，利弊雖然都很明顯，但歷朝歷代皆選擇這一政策
        ，并非統(tǒng)治者不思變通
        ，而是他們長久以來都陷入了一種矛盾，這種矛盾或許可以用經(jīng)濟學家諾斯提出的理論來做出解釋
        。
      一個國家的發(fā)展與壯大其實具有雙重目標
        ，一方面通過提供產權獲取租金最大化
        ，另一方面試圖降低交易費用以推動社會產出的最大化，但這兩個目標往往是沖突的
        ，即：國家的存在是經(jīng)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jīng)濟衰退的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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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羹堯為什么被雍正下令自殺?下面小編為大家?guī)碓敿毜奈恼陆榻B。年羹堯(1679-1726)是清代康熙
      、雍正年間之人，進士出身
      ，官升至四川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