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長城區(qū)隔的消解,在地理空間上拉近了不同族群之間的距離,表現(xiàn)了太宗華夏觀念上的自信開放精神,那么,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夷夏之間貴賤有別的敵視情緒,也是橫亙在一統(tǒng)局面下非常棘手的問題,對此,太宗和他的貞觀朝臣們又是如何解決的呢?貞觀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于是,貞觀君臣之間發(fā)生了一場關于如何處置突厥來降的大辯論。參與者有顏師古、李百藥、竇靜、溫彥博、魏征數(shù)位名臣以及許多沒有記名的朝士,太宗是這場辯論的召集者、主持者以及裁決者。是“受”之塞內(nèi),還是“棄”之塞外,這場激烈的辯論對突厥問題大致產(chǎn)生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態(tài)度,并體現(xiàn)了兩種不同的夷夏觀念,其中接受派以溫彥博為代表、離棄派以魏征為代表。
魏征等人堅決反對的理由,大致有四條。其一,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魏征)。其二,戎狄不可教化,“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竇靜),因此無法給予希望。其三,戎狄為中國隱患,“今降者眾近十萬,數(shù)年之后,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魏征),“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竇靜)。其四,有慘痛的前事之鑒,“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tǒng),皆勸武帝驅(qū)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間,遂為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鑒也”(魏征)[4]6075-6077。
溫彥博等人接受的理由,大致有兩條。其一,王者無外,靡有所遺。“王者之于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溫彥博)其二,以夏變夷,可以教化?!叭艟绕渌劳?,授以生業(yè),教之禮義,數(shù)年之后,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wèi),畏威懷德,何后患之有”(溫彥博);“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nóng)民”(朝士)。同時,在接受派的內(nèi)部,對于將突厥安置塞內(nèi)何地,也有幾種不同的方案。方案甲為河南說:“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永空塞北之地”(朝士)。方案乙為河北說:“請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顏師古)方案丙為塞內(nèi)說(即實邊說):“徙于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yǎng)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捍蔽,策之善者也?!?溫彥博)[4]6075-6077
兩者相較,魏征等人的史觀,顯然還是停留在“據(jù)亂世”與“升平世”的階段,“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為安全計,思想非常謹慎保守,是狹隘的族群中心主義。而溫彥博等人的夷夏觀,適應了歷史的發(fā)展,在大一統(tǒng)形勢下,將四夷族群納入華夏體系,以夏變夷,用先進的文明教化落后的文明,共同“止于至善”,達到“升平世”,從而實現(xiàn)天下一家“大同之世”的愿景。而且,在這一新的族群內(nèi)部,“全其部落,順其土俗”,而不“乖違物性”。此“物性”,并不是魏征所言突厥之“人面獸心”,而是指戎狄的生活習俗,即所謂的“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6]1875。如此,四夷一家,華夏族群呈現(xiàn)文化多元的樣態(tài)。
接受派的觀點非常契合太宗的大同理想,因此太宗“卒用彥博策”。值得注意的是,兩派爭論的焦點,即戎狄“人面獸心”,究竟能不能教化,還仍然沒有一個滿意的解釋。夷夏史觀中這一古老的命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即便是將突厥納入塞內(nèi),漢人內(nèi)心深處依然會有芥蒂,從而影響族群的和睦。太宗深諳此道,而且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關于夷夏族群關系的新命題。貞觀十八年,太宗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亂?!盵4]6216此論斷,堪稱千古絕調(diào),給夷夏有別觀以致命一擊。他直指古人所謂“戎狄人面獸心”原本是一個假命題。
古人從“人性論”出發(fā),認為人性有善惡;而太宗則從“人情論”出發(fā),發(fā)現(xiàn)“人情不殊”,而此命題的前提條件則是“夷狄亦人耳”。對夷狄族群的如此表述,比起隋文帝的“圓首方足”[6]1815,更具人情味道。如此,華夷本是同類,而非“異類”;既然同類,“人情不殊”,那么胡漢之間就不應該相互“猜忌”敵視,故“四夷可使如一家”。太宗進而提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蓖暾乇硎隽诵碌摹捌降取币南挠^。這就自然化解了夷狄人面獸心、不可教化的矛盾,故華夷之間心無芥蒂??少F的是,太宗的情化觀,并非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而且他還真誠地將之付諸于實踐。
他對華夷將領同等愛護和體恤就是證明。如貞觀十九年,突厥族的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隨太宗出征,“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而且,在用人方面,他也突破種族界限,任人唯賢,“唐代統(tǒng)治階級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建國時,漢化鮮卑貴族的支持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他們在統(tǒng)治集團中一直處于重要地位。有人統(tǒng)計,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有36人,占1/10?!短茣愤€特辟專章為蕃將立傳”[7]16,其中出身鮮卑族的長孫無忌曾被任命為宰相,并列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
太宗的夷夏平等觀,意義重大。從戎狄的角度來講,能起到以情感人,“畏威懷德”的作用。正如太宗所云:“突厥貧弱,吾收而養(yǎng)之,計其感恩,入于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盵4]6216“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盵4]6247對突厥的成功收服,正是“情化”的結果?!锻ㄨb》載,唐太宗死后,“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來朝貢者數(shù)百人,聞喪皆拗哭,剪發(fā)、剺面、割耳,流血灑地”,“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4]6269。此種痛不欲生、感恩戴德的場面,在我們知曉太宗夷狄“情化”觀之后,絲毫不再感覺史筆的夸張。因為,千百年來,一直作為弱勢群體,被優(yōu)越的華夏人敵視和輕蔑,一旦獲得人的尊嚴,而且能分享天下文明大國的待遇,其感恩之情當何如哉!就此而言,太宗的平等觀,在華夏族群的重構中,獲得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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