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優(yōu)伶的特權,臺官不如伶官的來源,

、欽宗）之事忘到腦后了。這簡直就是“太歲頭上動土”嘛。結果秦檜大怒，將伶人抓進監(jiān)獄，其中有伶人還死于獄中，“于是語禁始益繁”。這是政治不正常的情況。

還有另外一種政治不正常的情況

，即伶人突破了基于表達自由的諫政，恃著受到皇權的寵幸，開始僭越地介入、干涉政治運作，權利性的諷政蛻變成權力性的預政，最典型者莫如五代的后唐——由于皇帝李存勖縱情聲色，寵信樂工，當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籓鎮(zhèn)，貨賂交行”。伶人居然成了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最后，伶人郭從謙指揮禁衛(wèi)軍造反作亂，李存勖也在混戰(zhàn)中中流矢而死。

如果說伶人諫政體現了宋朝政治的寬容，伶人預政則顯示了后唐政治的失控

。諫政不等于干政，兩者的分際需要區(qū)分清楚，諫政是一種表達的自由；干政則是一種危險的越界。

到了清朝，隨著皇權專制程度達至歷代最高峰

，伶人連無意識的問政都成了致命的政治大忌。雍正朝時，內廷戲班演了一出《鄭儋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