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劇社
我同一個邀我前去看紅軍劇社演出的年輕干部出發(fā)時
,人們已經紛紛朝著那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奔去了。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還有兩三個小時,保安似乎已經傾城而出。學員、騾夫
、婦女、被服工廠和鞋襪工廠的女工、合作社職工、蘇區(qū)郵局職工、士兵、木工不售門票
臺上掛著一塊紅色的綢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
,還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紅軍大力提倡拉丁化來促進群眾教育。節(jié)目有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可以說是一種雜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節(jié)目充滿了明顯的宣傳,一點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簡單。但是優(yōu)點是從鑼鼓鐃鈸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來,采用活的題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國京劇那種沒有意義的歷史故事。最后,演出生氣勃勃
,幽默風趣,演員和觀眾打成一片,這就彌補了一部分細膩精美的不足。紅軍劇社的觀眾似乎真的在聽著臺上的說話第一個短劇叫《侵略》
“你不買嗎啡
接著一場戲是農村集市
當然,最后村子里的人忍無可忍了
這個短劇很幽默風趣,用了本地方言
這場以滑稽戲為形式的表演所蘊藏的殘酷的現(xiàn)實意義,并沒有因為劇中的風趣和幽默而模糊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
第二個節(jié)目是《豐收舞》,由劇社的十幾個女孩子優(yōu)美地演出
另外一個獨特而好玩的節(jié)目叫作《統(tǒng)一戰(zhàn)線舞》
在演出之間
他們不肯放過我。天曉得
,我除了狐步舞、圓舞曲、《波希米》和《圣母瑪麗亞》以外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個節(jié)目,我這才感到心頭一塊大石落地
演出結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舊未減
危女士于一九○七年生于河南,參加紅軍已有十年
她把紅軍劇社的歷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紹
。演劇團體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組織起來的。據(jù)危女士說,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爾基學校里,從蘇區(qū)各地招來了一千多名學員,紅軍訓練了大約六十個劇團。他們在各個村子里和在前線巡回演出。每個劇團都收到各村蘇維埃要求去演戲的邀請。農民們由于文化生活貧乏,對于任何娛樂都是很歡迎的,他們自動安排交通、吃飯、住宿的問題。危女士在南方時任副社長
,到了西北以后負責全部戲劇工作。她在江西參加長征,是幾十個經歷長征而仍活下來的婦女之一。在南方的軍隊到西北之前,陜西蘇區(qū)就已有了劇社,但在江西的演員到達以后,戲劇藝術顯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訴我,現(xiàn)在一共約有三十個這樣的巡回劇社,甘肅也有一些危女士繼續(xù)說:“每個軍都有自己的劇團
,幾乎每個縣也都有。演員幾乎都是在當?shù)卣衼淼摹N覀儚哪戏絹淼挠薪涷灥难輪T現(xiàn)在都已成了導演了?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我遇到好幾個少年先鋒隊員,他們還只有十幾歲
,可是已經過長征,現(xiàn)在負責組織和訓練各個村子里的兒童劇社。“農民們老遠來看我們紅軍演出
,”危女士自豪地告訴我,“有時,我們臨近白區(qū)邊界,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信來要求我們的演員到邊界的集市上去。我們去后,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前來集市看我們表演。但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如果知道了是決不答應的,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紅軍了!”這些劇團使我奇怪的不是他們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藝術價值的東西,他們顯然沒有
,而是他們設備這么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他們的道具和服裝都很少,但就是能夠用這種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戲劇。演員們除了伙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是他們像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他們到哪兒就睡在哪兒,給他們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從一個村子長途跋涉走到另一個村子。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紅軍的劇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寫作的
。有些是多才多藝的干部給他們寫的,但是大多數(shù)是宣傳部門的作家和藝術家寫的。有些短劇是成仿吾寫的在共產主義運動中
總的來說,這是把“藝術搞成宣傳”到了極端的程度
,很多人會說,“為什么把藝術扯了進去” 但從廣義來說,這就是藝術,因為它為觀眾帶來了生活的幻覺,如果說這是一種簡單的藝術的話,那是因為它所根據(jù)的活的材料和它作為對象的活的人在對待人生的問題上也是簡單的。對中國的人民大眾來說你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你也可以把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看成是一個盛大的巡回宣傳演出,與其說是為了保衛(wèi)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不如說是為了保衛(wèi)這種思想的存在權利
不論他們有時犯過多么嚴重的錯誤
這種“共產主義”究竟意味著什么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
我置身在紅軍之中常常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只有當你了解中國的歷史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所經過的那種突出的孕育過程的時候,這個問題才能得到答復
我在保安的時候常常暗自思量,我怎么才能夠把這震撼中國胎盤的極其自然的動蕩解釋清楚
* * *
[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紅軍占領陜北延安(膚施),遷都到了那里
。[2] 彼得·弗萊明先生在其《孤家寡人》一書中似乎大大地傳播了這一謠言
。[3] 參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九三四年倫敦勞倫斯書店出版)。其中包括蘇區(qū)臨時憲法和關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目標的說明
。又可參閱《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關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發(fā)展的報告》(一九三四年倫敦)。[4] 一譯博洽德(一八四八—一九二三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
,《通俗資本論》的作者。——譯注[5]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北平出版的《民主》
。[6] 討論這一問題的最杰出的研究和分析的著作是陳翰笙的近著《中國的地主和農民》(一九三六年紐約)
。[7] 人民和“游擊隊”被殺的要比正規(guī)紅軍戰(zhàn)士多得多。章先生的估計,除了實際軍事費用外
,還包括勞動力的損失、莊稼的損失,村莊[8] 共產黨這時已“正式”對日本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了,因為蘇維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已在江西發(fā)表的一個文告中這樣宣戰(zhàn)了
[9] 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發(fā)給國民黨的幾個宣言中提出過這幾點
[10] H.G.威爾斯(一八六六—一九四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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