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學問要“會搭架子”
【大家】
做學問要“會搭架子”
——王力先生對建構中國語言學系統(tǒng)的不懈追求
作者：孫玉文劉翔宇（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王力先生是中國語言學的一代宗師
。人們經(jīng)常評論王力先生“會搭架子”，從一個側面道出了他研究中國語言學極為重視系統(tǒng)建構的鮮明特色
。說王力先生“會搭架子”
，一方面是指他在對漢語進行精細的微觀研究基礎上成功構建了多種宏觀性系統(tǒng)，另一方面是指他對于理論創(chuàng)新有自覺追求
，通過成功構建研究漢語的多種宏觀性系統(tǒng)，率先揭示了大大小小的中國語言學規(guī)律
，照亮了語言學星空
。
學人小傳
王力（1900—1986），字了一
，廣西博白人
。語言學家
、教育家
、翻譯家、散文家
。早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后留學法國
，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貒?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先后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
、廣西大學、西南聯(lián)大
、嶺南大學任教
，曾任中山大學及嶺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54年后任北京大學教授
。著有《漢語史稿》《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匯史》《中國語言學史》《漢語音韻學》《同源字典》《龍蟲并雕齋文集》等
，主編有《古代漢語》。圖片由作者提供
王力著《漢語史稿》圖片由作者提供
王力著《同源字典》圖片由作者提供
“語言是一個系統(tǒng)”：這個原理一生受用
系統(tǒng)是一個具有某種特定功能的有機總體
，由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
、聯(lián)系
、作用的不同部分構成
。語言符號是由不同層級構成的復雜社會系統(tǒng)，語言研究中
，給一門學科“搭架子”和對其中個別字詞句的微觀考察都可以是系統(tǒng)研究。郭錫良先生在《王力先生的學術道路》中比較詳細地總結了王力先生所創(chuàng)建的中國語言學多種學術體系：“（王力先生）在漢語音韻學
、漢語語法學
、漢語史、漢語詞匯學
、中國語言學史、漢語詩律學等許多方面都作出了創(chuàng)立學科體系的貢獻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蓖趿ο壬鷦?chuàng)建這么多學術體系，在世界語言學史上都是罕見的
，其中有的是原創(chuàng)性的
，有的是集大成性質(zhì)的，都能做到血肉豐滿
，體系完備
，沾溉后人于無窮。
王力先生反復強調(diào)系統(tǒng)研究的重要性
，總結系統(tǒng)研究給他治學帶來的深刻影響
。他的《漢語史稿》說“每一門科學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和其他科學部門有聯(lián)系的”
，強調(diào)不能孤立、片面地研究漢語史
，將研究視野局限在漢語史內(nèi)部
；談到漢語史的研究方法
，他指出要“重視語言各方面的聯(lián)系”
，“在語言的構成部分中，語音
、詞匯和語法是有機地互相聯(lián)系著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平常我們把這三方面分開來研究或分開來敘述
，那只是程序問題
，并不意味著這三方面是截然分開的”。在《漢語史稿》的《緒論》部分
，王力先生舉“詞”這種語言現(xiàn)象為例
，指出“詞”是意義、聲音
、形態(tài)結構組成的一個整體，“語音的關聯(lián)往往意味著詞義的關聯(lián)（例如‘小’和‘少’）”
，“詞尾的產(chǎn)生往往引起語音的輕化（例如‘子’‘們’‘了’‘著’）”，“我們?nèi)绻蝗娴匮芯窟@三方面的因素
，我們就不能發(fā)現(xiàn)一個詞的特征”
；漢語語音史部分
，第一節(jié)就是“語音和語法
、詞匯的關系”
，舉出聯(lián)綿詞和駢詞等證據(jù)；漢語語法史部分
，特地在開頭舉出漢語音變構詞等證據(jù)；漢語詞匯史部分
，專門舉出漢語同源詞等證據(jù)探討語音
、詞匯
、語法相結合的研究
，都貫徹了這種研究理念。后來出版的《同源字典》更是集中探討漢語史上的同源詞
。這種研究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和針砭作用
。
《先秦古韻擬測問題》談到古音擬測的意義：“所謂擬測或重建
，仍舊只能建立一個語音系統(tǒng)
，而不是重建古代的具體音值
。如果擬測得比較合理，我們就能看清楚古今語音的對應關系以及上古語音和中古語音的對應關系
，同時又能更好地了解古音的系統(tǒng)性?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蓖趿ο壬凇段业闹螌W經(jīng)驗》中說：“‘語言是一個系統(tǒng)’這個原理我一生受用不盡
。我用這個原理指導我的語言研究
，相信是有成效的
。”
他認為
，哪怕是一個詞的微觀研究，也必須注意系統(tǒng)性
。他對上古音韻母“脂微分部”的研究可以算作微觀研究
，受到了章炳麟《文始》分出隊部的啟發(fā)，不僅根據(jù)《詩經(jīng)》至南北朝的押韻
，還充分運用“語言是一個系統(tǒng)”的原理
，做到系統(tǒng)和材料的完美結合。王力先生仔細抽繹以《詩經(jīng)》為主的先秦韻文
，明確清儒所分脂部應該分為脂微兩部。傳統(tǒng)音韻學有陰聲韻
、陽聲韻、入聲韻的說法
，按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陰聲韻指韻尾是元音或沒有韻尾的韻母
，陽聲韻指韻尾是鼻音m
、n、ng的韻母
，入聲韻指韻尾是p、t
、k的韻母
。王力先生自覺接受清儒所創(chuàng)陰陽入對轉的科學理論
，看出清儒的分部
，質(zhì)（韻尾為t）、真（韻尾為n）二韻部的主要元音相同
，形成陽入搭配，物（韻尾為t）
、文（韻尾為n）二韻部也是主要元音相同
，形成陽入搭配
，唯獨陰聲韻只有一個脂部
，不能形成一陰、一陽
、一入的相配格局。如果將清儒所分脂部分為脂
、微兩部
，那么就能形成“脂、質(zhì)
、真”“微
、物、文”這種整齊的搭配
，陰、陽
、入對轉的系統(tǒng)性觀念在他進行脂微分部時幫了大忙
。由于論證極周密，因此脂微分部很快獲得舉世公認
。再如中古的祭、泰
、夬
、廢四韻
，上古常?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ハ嘌喉崳腥藫?jù)此給上古音單立一個陰聲韻的祭部
，這個祭部放到陰陽入相配的格局中顯得孤零零的，破壞了上古韻部的系統(tǒng)性格局
。王力先生敏銳地發(fā)現(xiàn)
，這個祭部上古韻文中常常跟月部相押，其他各部也多有中古陰聲韻的去聲在上古跟入聲韻相通的證據(jù)
，于是他將中古陰聲韻的部分去聲字歸到上古入聲，稱為“長入”
，祭部不獨立成部
，而是歸入月部長入
。這樣
，既解決了祭部的上古歸屬，又維護了上古韻部的系統(tǒng)性
。由此可見，王力先生不為創(chuàng)建理論而歪曲分析具體材料
，不生搬硬套
，力爭觀察正確，達到十分精審的地步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吨袊F(xiàn)代語法·自序》談到他在研究中國語法“疑的時期”發(fā)表了《中國文法學初探》，“當時我的破壞力雖大
，建設力卻不足；批評人家的地方雖大致不錯
，而自己創(chuàng)立的理論卻往往陷于觀察不確”
；到“悟的時期”
，覺悟到“空談無補于實際
，語法的規(guī)律必須是從客觀的語言歸納出來的”，要做到“能觀其全”
，強調(diào)觀察語言事實必須正確
、全面
。
創(chuàng)立系統(tǒng)與占有材料、重視例外
《我的治學經(jīng)驗》說：“科學研究并不神秘
，第一是要有時間
，第二是要有科學頭腦。有時間才能充分占有材料
，有科學頭腦才能對所占有的材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具備這兩個條件的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边@兩條經(jīng)驗是王力先生學習和研究實踐的總結，樸素表達了他所認定的從事中國語言學系統(tǒng)研究的基本條件
。
從事系統(tǒng)研究
，必須高度重視構建系統(tǒng)的各種材料
，全面搜集
、整理，尋求邏輯的自洽
，這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王力先生28歲時出版《
老子研究》
，附記寫道：“今人喜言歸納
，實則恒用演繹。凡利于己說者
，則搜羅務盡
；不利己說者，則絕口不提
。舍其不利己說者而觀之，誠確乎其不可拔矣；然自欺欺人
，莫此為甚
。余為是篇，于《老子》全書，幾無一語未經(jīng)道及
，宜無片面觀察之嫌
。顧彼此相較，則吾術為拙
；往往一語齟齬，全章改作
。非不知棄全取偏之易為力
，羞而不屑為也?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p>
《我的治學經(jīng)驗》：“從事科學研究要有科學頭腦
。對語言研究來說，科學頭腦也就是邏輯頭腦
。”任何一門學科的知識系統(tǒng)都由概念組成
，系統(tǒng)化的概念是獲得新知的必要前提
。王力先生1934年出版《論理學》，“論理學”即后來的“邏輯學”
，說明他對形式邏輯下過大功夫。他重視邏輯和語言
，邏輯和學術研究的關系
，他的《邏輯與學術研究、語言
、寫作的關系》指出
，“沒有思維就沒有語言”
，“思維，或者說思想
，只有在語言材料的基礎上才能產(chǎn)生”
；“我們搞學術研究”，“只有在綜合分析材料之后
，才能引出結論”
，“在學術研究上，我們對邏輯的應用非常重要”
，要求運用概念有同一性
，推理要嚴密等，重視它們在創(chuàng)建系統(tǒng)中的基礎作用
。
王力先生博覽古今中外相關書籍
，特別是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親炙中外名士
，早有負弩先驅之志
。他治學高度清醒，自覺儲備多方面系統(tǒng)知識
，包括西方語言學理論以及哲學
、邏輯學等?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吨袊F(xiàn)代語法·自序》：“中國語法學者須有兩種修養(yǎng)：第一是中國語史學
；第二是普通語言學
。缺一不可?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彼猿Ｒ懔Γ瑪D出點滴時間
，占有極其豐富的第一手材料
，充分運用邏輯思維，既有很多精細的微觀考察
，又精心研究建立學科體系的各種系統(tǒng)和非系統(tǒng)材料，抽絲剝筍
，去偽存真
，取精用宏，揭示了很多規(guī)律
，搭起了漢語研究的多種學科框架
，創(chuàng)建多學科體系。
研究語言系統(tǒng)
，必然面臨對非系統(tǒng)部分的例子的分析
，也就是對例外的處理
。語言是一種高度復雜的社會系統(tǒng)
，非常便于人們觀察系統(tǒng)中夾雜的非系統(tǒng)部分。這些例外
，絕大部分直接關涉語言演化，有些跟語言演化無關
。治漢語史學科
，時空矛盾更加突出
，面對的例外更多
，必須鉆研歷代古書才能解決。古書是用古代漢語
、古代漢字來記錄的
，異質(zhì)成分多
，諸如訛脫誤衍
，還有后人改動的情況
。這些例外大多都跟寫書時的語言演化無關
，治漢語史
，必須剔除它們。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都會存在文字錯訛和后人改動的情況
，如果沒有校勘的功夫
，以為凡是例外都是反映漢語演變的材料
，就會導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囫圇吞棗的治學方式，在漢語語音史研究中特別多
，我們應引以為戒
。
王力先生一直注重材料中的例外，提出利用“系統(tǒng)”的方法來克服“非系統(tǒng)”帶來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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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袊姆ㄖ械南翟~》說：“我們研究中國文法，與?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睂W發(fā)生很大的關系。古書的傳寫……另有一種訛誤的來源：有些依上古文法寫下來的文章
，后代的人看去不順眼
，就在傳寫的時候有意地或無意地添改了一兩個字，使它適合于抄書人的時代的文法……我們研究文法史的人
，對于這類事實卻絕對不該輕易放過”；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嚴守著‘例不十
，法不立’的原則
，凡遇單文孤證
，都把它歸于存疑之列
，以待將來再加深考”，“如果我們在某一時代的史料中
，只在一個地方發(fā)現(xiàn)了一種特別的語句構造方式
，那么就不能認為通例
，同時也就不能成為那時代的文法
。縱使不是傳寫上的錯誤
，也只能認為偶然的事實罷了”
。對于“單文孤證”的語言現(xiàn)象
，他提出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傳寫的訛誤
，二是偶然的事實。所謂“偶然的事實”
，指的是還沒有形成一條規(guī)律
，是“非系統(tǒng)”的現(xiàn)象。
王力先生的研究實踐有大量用系統(tǒng)方法處理“非系統(tǒng)”的經(jīng)典案例
。古音研究方面
，對例外諧聲的處理是一個典型個案。瑞典學者高本漢常常據(jù)例外諧聲反映出來的聲母相通現(xiàn)象
，給上古音構擬一類聲母，這就是復輔音聲母
。王力先生《漢語史稿》根據(jù)系統(tǒng)觀批評高氏的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他不知道諧聲偏旁在聲母方面變化多端
，這樣去發(fā)現(xiàn)，復輔音就太多了
。”這個批評很深刻
，因為變化“多端”
，所以存在多種可能的解釋，復輔音的處理方案就顯得草率
。在語法史研究方面，王力先生對系詞“是”產(chǎn)生時代的例證分析也是一個典型個案
。他注意到上古有《史記·刺客列傳》“此必是豫讓也”一類極個別“是”作系詞的例子
，屬于“非系統(tǒng)”，因此他不將這種例子作為系詞“是”產(chǎn)生時代的例證
。后來人們從馬王堆出土的文獻中發(fā)現(xiàn)有5例“是”作系詞的例子，這些例子的“是”作系詞不可能是“傳寫的訛誤”
，但沒有排除他所謂“偶然的事實”這種可能
，也就是還沒有成為一條規(guī)律
，所以他仍然持保留意見
。后來人們找到先秦兩漢更多古書有“是”作系詞的例子，遠在10例以上
，才可以說徹底論證了戰(zhàn)國以后系詞“是”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
。在詞匯史研究方面
，《“江
、河”釋義的通信》《說“江、河”》二文是利用系統(tǒng)方法克服“非系統(tǒng)”因素干擾而正確分析詞義的典型案例
。王力先生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明確上古“江”專指長江和長江支流
，“河”專指黃河和黃河支流
，針對一些糊涂認識
，指出《荀子·勸學》“假舟楫者
，非能水也
，而絕江河”的“江河”只能理解為長江、黃河
。
語言的發(fā)展，常常帶來對舊系統(tǒng)的破壞
，這種破壞作用“其來有漸”
，表現(xiàn)出某種臨界狀態(tài)，不一定反映新的語言現(xiàn)象的達成
。對于例外中涉及語言系統(tǒng)演化的部分，要特別注意這些材料是否真正反映了跟系統(tǒng)的質(zhì)的區(qū)別
。王力先生重視例外材料的細致辨析
，哪怕是一個不起眼的用例，他都放到成熟的理論系統(tǒng)中加以審視
，徹底弄清其真諦。在他的著述中
，這種微觀的精細辨析比比皆是
，往往鑿破鴻蒙，令人大開眼界
，至今都是處理例外現(xiàn)象的最佳方案。碰到模棱兩可的情況
，他提出要根據(jù)一個時代的整體語言系統(tǒng)來加以決斷
，也就是建立歷史和系統(tǒng)的觀點。如果這些“例外”只有一例
，那么，即使它們真正跟共時系統(tǒng)反映的事實有質(zhì)的區(qū)別
，但由于是個別用例
，因此他就作為孤證對待，“孤證就是缺乏社會性的偶爾出現(xiàn)過一次的例證”，要考慮傳世文獻具有后人改動的可能
，希望找到確鑿不移的證據(jù)加以取舍
，但這不能作為語言演變的確證
。如果不屬于“孤證”
，就確認它屬萌芽或殘存狀態(tài)
。這樣精微的研究，是使王力先生創(chuàng)建的系統(tǒng)血肉豐滿的根本保障
。
系統(tǒng)地吸收
，才能系統(tǒng)地構建
王力先生能在中國語言學研究方面搭起多種學科框架
，跟他充分吸取古今中外學術精華有極大關系
。人們說王力先生“學貫中西”，這只是一個通俗說法
。嚴格說來，科學研究不分古今中外
，古今中外都有科學成果
，也都有非科學成果。過去
，不少人用“學貫中西”來判別一個學人成就的高下，至今還有一定影響
，但這不準確
。科學的認識應該是：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已知知識或學術精華
。
王力先生搭建不同學科的框架，都有中外比較的視野
，框架總體和研究思路主要接受了西方的影響
，具體內(nèi)容采納我國學術精華甚多。這樣安排學科框架的研究理路符合清末新式學堂創(chuàng)辦以來的學術取向
，將學科內(nèi)容分為若干部分
，有條理地分篇、分章
、分節(jié)加以敘述
，理論色彩遠超古代。中國古代語言學重實用
，古代語言學家對相關學科做了很多微觀和宏觀研究
，成果累累，足資后人吸收
；但他們大多不注重搭建各門學科的理論框架
，理論創(chuàng)新常常湮沒在材料分析之中?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吨袊Z言學史》說
，“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規(guī)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是為了實用的目的”
。王力先生吸收西方語言學理論
，主張理論不能脫離實際，要吸取西方科學有用的理論
、方法和研究視角
，棄其糟粕；物物而不物于物
，反對亦步亦趨
。清華研究院研究生畢業(yè)論文《中國古文法》（1927年）對此已有明確闡述，《中國現(xiàn)代語法·自序》回顧他研究中國語法“蔽的時期”的毛?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骸爸恢獜挠⒄Z語法里頭找中國語法的根據(jù)
，不知從世界各族語里頭找語法的真詮。當時我盡管批評別人削足適履
，‘以英文法為楦’，其實我自己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p>
他創(chuàng)立不同學科框架，根據(jù)不同研究條件和需要靈活吸收
，不同學科體系吸收學術精華的側重點不完全一樣，漢語詩律學
、中國語言學史研究吸收我國古代相關成果尤多
。中國語言學史對我國歷代語言學的分析、評價都建立在細讀原注的穩(wěn)固基礎之上
，往往要言不煩
，恰如其分。
王力先生很早就從演變的角度思考漢語史的問題
，《中國古文法》已有這方面內(nèi)容
，提出“文法之為物，但賴習慣以成
，例不十則法不立
；所謂合法非法
，當以合習慣非習慣為標準，不當以見于名人之文為標準”
，竭力祛除崇古抑今之病
，分“古文法”和“今文法”
，探討語言習慣的變遷?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吨袊姆▽W初探》（1936年）明確提出“至少該按時代分為若干期
，成為文法史的研究”。漢語史學科框架的建立深受歐美語言學
，特別是蘇聯(lián)的影響
。19世紀后半葉以來，歐洲人就寫出了英語史
、德語史
、法語史、俄語史等著作
。王力先生仿照歐洲一些單一語言演變史
，主要是蘇聯(lián)多部俄語史著作建立漢語史框架，《漢語史教學一年的經(jīng)驗和教訓》一文詳細闡述了《漢語史稿》的借鑒之處
。《漢語史稿》《漢語語音史》《漢語詞匯史》《漢語語法史》采取語音
、詞匯
、語法史的敘述框架，借鑒了歐美著作
，法國語言學家房德里耶斯《語言》就是采用這種框架敘述語言學的，《漢語史教學一年的經(jīng)驗和教訓》講按照語音
、語法
、詞匯三部門敘述漢語史，“這樣做
，是蘇聯(lián)俄語史的做法”。王力先生漢語史研究的一些視角
、內(nèi)容也對西方語言學多所吸收
，《漢語史稿》和《漢語詞匯史》都有“詞是怎樣變了意義的”和“概念是怎樣變了名稱的”，吸收了房德里耶斯《語言》的觀察視角和部分內(nèi)容
。
王力先生看出
，中國古代語言學在漢語材料分析和組成系統(tǒng)的各部分及其關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功，對創(chuàng)建學科體系作用巨大
，一反舊時部分學者棄慎思而任情
，執(zhí)偏見為入流，毀萬古以趨時的“逢古必反”的研究趨向
，客觀冷靜地將這些優(yōu)秀成果納入各種學科框架，這是他開創(chuàng)多種學科的制勝法寶之一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稘h語詩律學》將“漢語詩律的一般常識”和“前人研究”得出的“比較高深的知識”，加上王力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
，主要是“句式和語法”，以及韻律方面的意見整合在一起
，構建漢語詩律學系統(tǒng)
。《漢語史稿》敘述“中國歷代學者對漢語史的貢獻”
，指出：“中國歷代學者對漢語史的貢獻是很大的。我們必須利用古人語言研究的成果
，在原有的基礎上提高”
。《同源字論》總結既往漢語同源詞研究得失
，提出“將要謹慎從事，把同源字的范圍縮小些
，寧缺毋濫
，主要以古代訓詁為根據(jù)，避免臆測”
。
王力先生的《中國古文法》已體現(xiàn)出致力于立足漢語材料
，構建古代語法系統(tǒng)的追求
。他區(qū)分“世界文法”和“中國文法”
，主張治世界文法要“觀其會通，不當限于西文也”
，治中國文法“當自其本身求之，不必以西文律之也”
；明確指出語法研究要揭示客觀存在的語言結構規(guī)律
，“夫文法者
，敘述之事也，非創(chuàng)作之事也
；習慣之事也，非論理之事也
；客觀之事也
，非主觀之事也”。王力先生畢生創(chuàng)建中國語言學多種學科體系
，都謹守探尋“客觀之事”這個治學的根本原則
。無論對既往研究成果的取舍
，還是自己得出的新結論，都以是否揭示客觀規(guī)律為準繩
。
科研不等于寫文章，只有系統(tǒng)反映自然
、社會
、思維等客觀規(guī)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才是科研。有些感悟式
、碎片化的治學成品
，可以歸到科研成果一類
，但常常缺乏全局觀
、系統(tǒng)觀，難以達到深廣的境界
。追溯王力先生為什么善于構建中國語言學的學科系統(tǒng)
，是饒有興味的話題
。
我們可從他的求學歷程和學術抱負方面去探討
，但學術抱負又根源于他的求學。王力先生的系統(tǒng)構建
，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他很早就系統(tǒng)閱讀中西語言學及相關學科那些建立系統(tǒng)框架的著作
。據(jù)《我是怎樣走上語言學的道路的》
，他20歲時就開始閱讀語言學方面的著作。倘若王力先生沒有仔細閱讀這些建構系統(tǒng)的著作
，他畢生致力于創(chuàng)建中國語言學不同學科體系的事就無從做起
。
中國古代不乏建構學術框架的語言學著作，音韻學方面尤其顯著
。例如上古音研究
，顧炎武《音學五書》、江永《古韻標準》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孔廣森《詩聲類》等等
，都建構了各自的上古韻部框架
。王力先生之前，章炳麟《文始》《國故論衡》
、黃侃《音略》等
，都建立了他們的上古聲韻系統(tǒng)框架
，這得益于他們閱讀清代這些上古音著作
。王力先生也是深受這些著作的啟發(fā)，建立自己的上古音系統(tǒng)的
。據(jù)《漢語音韻學》（原名《中國音韻學》）和《清代古音學》等著作，王力先生對顧炎武以迄章
、黃的著作都做過非常細致的系統(tǒng)閱讀
。清末，中國人仿照西方模式
，寫出一些建立中國語言學分科框架的著作
，例如《馬氏文通》
，王力先生26歲時就詳細地閱讀了此書
，他《談談怎樣讀書》中說：“昨天我看從前我念過的那本《馬氏文通》，看到上邊都寫有眉批
。那時我才二十六歲
，也是在清華當研究生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彼膶熈簡⒊②w元任等
，都是善于建構系統(tǒng)的學者
。
《我的治學經(jīng)驗》：“我到二十四歲才學英語
。二十七歲我開始學法語……五十歲學俄語……我還憑這點外語知識讀了一些外國出版的語言學書籍和雜志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绷魧W法國以后，他閱讀了大量西方學者的語言學著作
。西方學者比較擅長系統(tǒng)建構，閱讀這些書籍
，無疑有助于他構建中國語言學的學科系統(tǒng)
。他的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錄》，征引了魯斯洛《法語發(fā)音概要》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
；后來的《漢語音韻學》
，附錄部分《漢語音韻學參考書》更征引了多部英法文寫的關涉系統(tǒng)框架的著作
。方光燾《王力〈中國語法理論·造句法〉導讀》談到“王力的書所依據(jù)的理論”，明確指出
，王力的漢語語法研究“受到房德里耶斯《語言論》一書的理論的影響
。同時
，他又采納了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的某些學說。他所受到的最大的影響是丹麥語言學家奧托·葉斯伯森的‘三品說’”
，此說有根據(jù)
。《我的治學經(jīng)驗》寫道：“有人說我做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漢語研究工作
，其實并不是什么開創(chuàng)性，只是普通語言學原理在漢語研究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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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真正系統(tǒng)地吸收，才有可能真正系統(tǒng)地構建
。為了將中國語言學研究導向深入，我們必須系統(tǒng)地構建
，零敲碎打的閱讀是不可取的
，必須真正系統(tǒng)地閱讀中外有用的語言學著作。
繼承先賢遺產(chǎn)
，不斷逼近中國語言學真詮
學術史告訴我們，學科的整合和分支是學術發(fā)展的兩條主線
，貫穿整個學術史
。王力先生創(chuàng)立各種學科體系的實踐
，深深地體現(xiàn)了這樣的主線。他以構建多種學科體系為己任
，珍惜光陰，筆耕不輟
，不斷提出真知灼見
，死而后已，留下近千萬字的學術著作
，光照學林
。
中國語言學的真詮遠遠沒有窮盡
，我們需要在王力先生等先賢研究的基礎上
，不斷整合中國語言學的不同學科，分支
、裂化原有學科
，扎實推進
，不斷逼近中國語言學的真詮
，這是我們的時代使命。從這個角度說
，王力先生構建中國語言學不同學科體系的實踐會帶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
。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04日05版）
來源： 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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